赵平：职称改革暂时无解 不能用宗教法庭审判医生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及要在2015年加快建立医疗纠纷预防调解机制，并首次表态“医生职称评聘不要搞‘花架子’”，引起了医疗界的共鸣。

事实上，每年两会期间，关于医疗纠纷及医生职称改革的讨论都不少，但今年尤其多。3月15日，在中国第一家中美合作健康医疗转诊机构—北京RayBay丽湾国际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约成立仪式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癌症基金会秘书长长赵平在接受健康界专访时，对上述热点都一一进行了分析。

虽然已经卸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仍担任很多社会职务的赵平对中国医疗界热点依旧十分关注。谈及医生职称改革，赵平认为这是“哥特巴赫猜想”，目前谁都解决不了，因为职称改革涉及的面太广太复杂。

“关于医生职称改革，虽然也有很多解决方案，但都行不通。”赵平称，这犹如耗子给猫挂铃铛，答案很容易，但问题是谁去挂。

对于当下热议的医疗事故罪，赵平认为，如果医生不是主观原因，没有治疗好患者，就被定义为罪犯，这种想法是绝对不能要的。“现在不是哥白尼时代，我们不能用宗教法庭审判医生。”

话题一：医疗鉴定二元化后遗症很严重

健康界：2002年开始实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目前正在修订，在您看来，修订过程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赵平：目前医疗事故鉴定有两种途径：一是由医学会组织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二是通过法医的司法鉴定。这容易在实践中产生二元化，大大损害了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的权威性。

我多次参与主持医疗事故鉴定，发现有一些法医并不太了解复杂的医疗技术问题，他们更多是判断患者有没有受到伤害，医疗的特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这样表面上是对患者有好处，实际上大大损害了患者的利益。这是因为，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多了以后，随之带来的就是对医院正常秩序的扰乱，损害了患者的就医、诊断环境。此外，这样的二元化使得人们不信任医疗界，而这种不信任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想想看，谁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一个不被信任的医生呢？

其实二元化的后遗症已经出现。患者四处求医，而很多医生为了自保，推诿患者，这都已经不是个例，而是普遍问题。

因此，国务院在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修订时也应该考虑上述问题。

健康界：其实两高早就把医院纳入公共场所范畴，在修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时，再次强调有什么意义？

赵平：虽然两高已经把医院纳入公共场所范畴，但在公安部门还没有这个意识。在出现医疗纠纷时，公安部门还会选择性执法。所以，我们要反复强调，让人们对此有足够的重视。

中国医闹问题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很多人不懂得公共场所是不允许遭到破坏的，即使他们破坏了，也没有遭到惩罚，所以愈演愈烈。反观美国，医疗纠纷不比中国少，但为什么几乎没有伤医事件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

话题二：不能用宗教法庭审判医生

健康界：对于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及建立医疗纠纷预防调解机制，您怎么看？

赵平：其实，我认为，修订后的新条例应秉承预防原则，将着力点放在减少医疗纠纷、防止纠纷升级上，有效保护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如果新的条例不能够减少50%的医疗纠纷的话，那么修订的意义就不大。如果条例修订之后，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反而更多，那么根本就没有必须修订。

所以，我觉得李总理的提议很好。这样处理并不是单纯的保护哪一方，而是要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如果是医院的责任，医院必须负责，如果医院没有责任，患者也不许无理取闹。

这种做法有两个意义：一是医院没有权利偏袒自己人；二是在第三方进行调解时，患者就不能再去医院闹。通过调解，如果是医院的责任，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双方在一个理性环境中，平等对话，这有利于维护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

健康界：您怎么看待废除医疗事故罪？

赵平：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导致一个人死亡，确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目前，没有一个医生敢言，能够保证把所有的人都治活。如果有这种想法是不科学的，它是宗教才有的想法。

医生在救治患者过程中，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很复杂。有些患者是根本救不活，有些是在救治过程中，出现意外，但都不是医生主观行为造成的，没有医生想把患者治死。以恶性肿瘤来说，即使化疗，其有效率也就20%~40%，那剩下没有效果的呢？有人讲，1/3的患者是治死的。

当然，如果患者没有被治好，患者家属可以有把医生告到法庭的冲动，但不能有任何伤害医生的举动。而法官不能糊涂，像哥白尼时代一样，用宗教法庭审判医生。如果这样，人类的医疗事业将陷入到一个黑暗时代，对谁都没有好处。

事实上，医患关系紧张已经伤害到了医疗事业。目前，因为要冒着从悬崖上跌落的危险，很多人不愿意当医生，很多保护性医疗措施已经伤害到患者的正常治疗，很多能够被抢救活的患者，却没有医生敢于抢救。

健康界：自习大大提出反医闹以来，您觉得医院发生医闹的行为，是多了还是变少？

赵平：目前来讲，总体上就像现在的天气一样，开始回暖，春天快来了，但是有时候出门，还要多穿些衣服。大的趋向，马上就会好转。

话题三：医生职称改革是哥特巴赫猜想

健康界：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表态，医生职称是花架子。对于职称制度改革，您有什么高见？

赵平：医生职称改革可以说是医学界的哥特巴赫猜想，我断言谁都解决不了，因为它涉及的面太广太复杂。

这涉及到什么人可以提教授。目前中国对医生职称抱怨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基层人员抱怨，看病用不着论文；二是来自中医体系的人抱怨，提职称干嘛考外语呀，我们用不着外语。这样也就是所谓的“花架子”。

我再提供一个信息，我现在还是中国医院协会肿瘤医院管理分会的会长和主任委员，每年都会出一个白皮书，介绍肿瘤医院的情况。从这几十家医院情况来看，高级职称比例越高的医院，水平越高。因此，这还涉及到用什么标准来考核。

其实，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医学界职称实行限额配给。比如我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我所在科室就是一个正主任医师、两个副主任医师、四个主治医师，这套体系是不变的。换句话说，如果教授不死，副教授就没有机会晋升。

原来中国对医生职称名额卡的很紧，教授都非常少，导致很多拥有真才实学的人上不去。而今天教授、副教授太多，目前的状况已经是进退两难，职称名额收紧已经行不通，否则后面的人会很愤怒，因为规则已经演变成这样。

国家没有办法，就实行先给资格，把球踢给了医院，让医院去评选符合教授资格的人。假如有20人申请，医院筛选出符合资格的10个人，然后再从这10人中选择2个，给予教授资格。尽管这样，中国的教授、副教授还是增长很快。比如我刚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时，当时医院里只有3位正教授，而现在已经有13位正教授了。

这就造成了中国医学界人才梯队的变形，本来该是金字塔型的人才梯队，现在变成了倒金字塔型人才梯队。随之而来的就是教授在贬值。

这就是现状。最重要的是，中国医学界的一切都与职称挂钩，比如分房子、学术地位等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猜测到下一步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