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责险市场10年维艰 医责险何去何从?
一个月内,中央政府两次提到医疗责任保险。
8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形成合力。同时,提出全面推进大病医保经办,鼓励各类保险经办,加快发展医疗责任险(以下简称“医责险”)等执业保险,提高覆盖面。8月13日,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再提重点发展医疗责任险,探索开展强制责任保险试点。
早在7月,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15年,三级公立医院医责险覆盖率达到100%,二级公立医院覆盖率达到90%。
按照上述政策,被寄予厚望的医责险有望获得更多利好政策支持。随着覆盖率的提升,医责险未来何去何从?对此,健康界走访了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责任险营业部总经理许虹。
北京医责险探索始于2005年,很早就普及到北京市大部分的公立医院。按照医疗机构数量(包含医院)来计算,截至目前,有600多家医疗机构投保医责险,投保者包括公立医院和公立社区中心,还有少部分私营医疗机构。
许虹告诉健康界,上述五部委提出的要求,北京实际上已基本完成。
不过,健康界还了解到,从保险企业参与北京医责险的经营情况看,10年来医责险整体亏损超过1亿元。
医责险将何去何从?许虹认为,下一步,医责险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寻求更大突破:能否让更多医疗机构参与进来?能否让医生个人投保?能否让医责险运行机制更灵活?
小型医疗需更多抗风险能力
许虹强调,从整体角度上来讲,要想真正发挥医责险的作用需要更多投保者参与。
根据《2013年北京市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末,北京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数达10141家。前文已提到,目前只有600多家医疗机构参与医责险投保。健康界了解到,尽管大部分公立医院已经参与投保,但是其余基层医疗机构以及中小医疗机构还没有加入。
“只有更多医疗机构参与,才能形成更大的资金池,才更容易抵御医疗风险。”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责任险营业部高级业务主管李文斌认为,保险要遵循大数法则,多数人帮小部分人分担风险。
另外,与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医院相比,许虹认为小型医疗机构反而更需要医责险。北京有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多达9261家,大量社区服务中心、街边诊所和卫生室并没有投保,实际上,“它们遭遇医疗风险和医疗纠纷的概率并不低。一旦出现事故,它们的经济压力会非常大。”
在医责险推广上,现有的政策文件主要面向公立医院。7月出台的文件也强调“公立医疗机构实现应保尽保”,对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的要求非常明确。
但是,李文斌告诉健康界:“从制度设计上,小型医疗机构风险分担的需求更高。因为它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差,处理纠纷的能力也差,实际上这部分需要应保尽保。在北京,保费最低的医疗机构只需缴纳4000元左右,遇到大的事故,赔偿额在二三十万,等于几十年的保费。”
医责险扩容固然有好处。但是一些专家也反映,扩容实际上存在着瓶颈:一些小型医疗机构管理缺乏规范性,保险公司接纳它们的投保,风险较大。
李文斌告诉健康界,医责险未来也许会逐渐走向强制性保险,就如同车险一样。
这并非完全是空想。近年来,深圳有意将商业医疗责任险转变为医疗责任强制险,已于2014年6月底在深圳14家医院试点。深圳医强险推出的背后,还有“国字头”的中国医师协会的参与。
另外,上述提到的8月13日的国务院文件中,政府透露出探索医疗责任强制险的意图,估计从试点到全国推出还有一段时间。
医生也应该成为参保对象
目前,医责险的投保主体主要是医疗机构,医生个人并没有承担医疗风险责任太大的成本。这一点也是未来需要突破的。
这一惯例归结于中国的医疗体系。“目前,国内医疗过错责任承担主体都是医疗机构,法律责任判决都追究到医疗机构,几乎没有案例直接追责到医生个人头上,除非涉及犯罪。而且,《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要求,医师应到医疗机构执业。因此,医责险的投保主体一直是医疗机构。”李文斌指出。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医生个体也必须承担风险责任,必须购买医责险。“美国医师普遍自由执业,发生医疗过错之后,医院和医生双方可能都会有责任。责任可以判给执业医师,也可以判给医疗机构,双方是有责任划分的。”许虹指出。
不过,曾经当过医生的李文斌补充,医疗过错发生后,国内医生也是需要一定经济成本的。
第一,一些医院在发生医疗侵权赔偿后,可能会对造成损失的医生进行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甚至有些医院还会将医疗过错与医生晋升挂钩。
第二,在核算医院医责险保费时,一个重要参数就是医院的员工数,员工越多,相应的保费也会越高。理论上,这就相当于医生个人购买医责险,只是费用最终由医院来承担。
不过,正是因为医生自己没有掏钱购买医责险,李文斌健康界表示,很多医生对风险和责任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对医责险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在医院内部,医疗责任风险与风险防范更多是医院管理者关心的事情。
未来,随着多点执业越来越普遍,多点执业医生承担的责任会越来越多。许虹和李文斌告诉健康界,北京在出台多点执业政策之后,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上迅速跟进,将多点执业医生纳入了医责险保障范围。
“如果多点执业放开,医生可能就会关注其他执业地点的风险,医生对医疗责任保险会有更大需求,可能会自己掏钱购买保险。”
李文斌指出,乡村医生也非常需要医责险,“李克强总理在河北跟乡村医生谈话,乡村医生反映,最怕的就是出现医疗风险赔不起。总理当时就说,要靠医疗责任保险。”
医责险运行机制应该更灵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保险系锁凌燕此前曾告诉健康界,由于没有经验数据,新险种设立往往缺乏精算基础。
医责险也不例外。许虹直言:“保险公司开办医责险之初,对于真实的风险缺乏认识。在主管部门推动下,保险公司尽管缺乏基础的数据分析,还是启动了医责险探索。在保费和费率测算上,保险公司最初基本上是靠‘拍脑门儿’的,缺乏科学清楚的认识。”
这也决定了中国医责险基础之差。许虹指出,十年下来,企业才慢慢发现了一些医疗风险的规律,“最开始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年也看不大出来,可能第三年才发现问题,问题才慢慢暴露出来。”
另一方面,随着医责险发展,政府和医疗机构对保险公司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医患纠纷不断,患方的索赔额度不断走高,医院希望保险企业提供更多纠纷处理、风险防范等专业服务。尽管保险企业也正在努力,但是许虹和李文斌也无奈地指出,目前的保费水平让保险公司提升服务面临着诸多困难。
最后,医责险的探索,既有医院的迫切需求,也跟政府推动和保险央企社会责任有关。
上述这些因素决定,医责险从一开始并不完全是市场行为,其运行机制并不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同时,健康界了解到,这些年来,跟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北京的医责险并没有真正实现最初设想的保本微利。尽管人保财险在北京市场坚持了下来,部分保险企业在某些地区已经黯然选择放弃医责险市场。
“2005年至今,北京的医责险条款和费率调整了两次,基本上是三年一变,政府也是支持医责险保本微利的。不过,由于对法律、经济、行为的变化缺乏超前认识,现在回顾来看,保险费率的调整其实是不到位的。保险公司过去对于赔偿成本的预测有些盲目乐观。比如,2010年实行侵权责任法时,我们预测法律环境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希望保费有一个较大的调整。不过,为了维持政策的连续性,我们在2011年的调整力度最终并不充分。”许虹强调。
许虹提出,国家提出“保本微利”原则,但是现在保险企业连“收支平衡”都无法实现,长期下去对医疗责任保险的持续发展不利。
健康界了解到,从保险企业参与北京医责险的经营情况看,10年来医责险整体亏损超过1亿元。在经验数据积累越来越多情况下,保险精算由此具有了一定基础,保费和费率的调整今后应该更符合实际。
对于医责险未来的走向,健康界将会持续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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