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暴力”对待医闹吗？近百名院长激辩医患关系

“各位院长，我想做个调查，你们所在的医院，医生被病人打过的请举手？”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问道。话音未落，80余名院长纷纷高举双手，现场一片哗然和嘘唏。

这是5月10日国家行政学院“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院长培训班”上发生的一幕。当天，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80多位知名医院的院长就医患关系进行了多维度讨论，庄一强主持了这次讨论。

事实上，医生被骂、被打已经是家常便饭。中国医院协会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大概有73%的医院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59%的院长受过患者围攻和威胁，61%的医院被摆过花圈和灵堂。

“想到医患关系，心里感到非常凄惨”

培训课上，庄一强播放视频，邀请大家回顾了两个典型的医闹案例。

第一例是广东潮州医生遭游街事件。2014年3月4日，广东潮州市潮安区患者柯某因大量饮酒呕吐后不省人事，被送往潮州市中心医院医治。医院工作人员抢救至5日2时50分，柯某心跳呼吸骤停，约半小时后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家属数十人到医院讨说法，甚至拉医生游街。

第二例是广东医生跳窗事件。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人民医院内，患者家属手持匕首威胁医生，医生趁乱跳窗逃生。该纠纷起因于十年前的一次分娩，患方认为，所生的孩子脑瘫是因为医生使用牵引器造成的。患者为此起诉了十年，但均以败诉告终。

在视频播放过程中，本来发言非常活跃的院长们变得鸦雀无声，现场不时传来叹气声。

贵州省人民医院院长孙兆林分享说，“看了第二个视频之后，我心里真的感到非常凄惨！真是凄惨！我们的职业荣誉感降到了最低。我当副院长8年，处级干部当了8年，厅级干部当了13年，我经历了新旧医改，我也是国家医院评审员。现在的医患关系让我非常失落！”

他表示，医患本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目标就是疾病，但现在却变成了对立方。“媒体对医疗卫生系统进行负面报道，再加上社会价值观扭曲和信任感缺失，医患关系愈演愈烈。几十年来，我们国家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却缺失信仰，好坏、是非都不分。”

医院强硬一些，怎么样

在培训班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王发省分享了他对医患关系认识的转变。

据了解，该院有60%的患者是外地患者，有40%是少数民族。一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在医院设立了委屈奖。碰到医闹事件时，医务人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连保安都是如此。

“直到2014年3月，医院发生了医闹事件，来了50多个人！有5位保安和1名大夫受到了伤害。之后，我下定决心召开全员大会，取消了委屈奖。这个决定引起全院职工5分钟的掌声。”王发省分享道。

“对待医闹，一定不能手软！”王发省说，“从此以后，医院雇佣了8个特警毕业的保安，设立了8名便衣保安，并给每个科室都配备了保卫。此外，医院还设立了见义勇为奖。”

他总结道，“最近几年，医疗纠纷的肇事者主要是少数民族。过去我们总是说服、劝服，忍辱负重，现在，我们也加大了处罚力度。”

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经验分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表示，医院不设立委屈奖是应该的，但医院应该放弃以暴制暴的观念。

同样作为院长，湖南一位医院院长很理解王发省的无奈，以暴制暴实在是情非得已。“我们在明处，医闹在暗处，随时都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面对洪水猛兽，堵住窟窿是最好的方法吗？医患之间本来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本是同根生，如今却相煎。

来自河北邢台的一位院长分享时表示，医生和患者的行为，都应该纳入法律的框架。“医院发生医闹事件后，就应该交给法律来办。只要行为犯罪，扰乱了秩序，就应该得到惩处，公安就应该制止，而不是只有打伤医生的情况下才来管。”

医院成了体制的替罪羊

医患关系恶化离不开体制因素，这是业内早已达成的共识。体制问题虽然老生常谈，但却常谈常新。

对此，庄一强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公立医院成为了某些不合理医疗政策的替罪羊，医生和院长又是两个沉默的羔羊。

白剑峰则指出，“医患关系恶化，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医疗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很多问题导致公立医院公益性长期受到质疑。”

“医患关系每况愈下，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与医改有关系。”申卫星指出，“在公费医疗时代，医疗技术并不比现在好，大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看病。大家也能理解，不是所有疾病都可以治好。”

他表示，现在，很多人为了治病花了很多钱，如果治病失败，心理落差就非常大。“医患关系紧张不是医院的问题，而是整个医疗体制的问题。实际上，制造纠纷的往往是那些贫穷的就医者。在座院长当中任何一个人手术失败了，也不会去打人、杀人。这说明是政府问题，政府该承担的公共职能是否承担了？残疾人、老人的保障制度是否应该考虑纳入进来？”

上述来自湖南的医院院长表示，体制机制不完善，准确来说应该指向政府投入问题。“相关问题包括：如何加大政府投入，破除公立医院垄断；如何发展社会资本办医，发展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医生的身份如何转换。这些都是顶层设计的事情。”

先声药业董事长任晋生指出，在医患关系方面，政府部门的保障机制还没有理顺。“我也认为，医患关系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比如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医生的生活没有基本保障。此外，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是缺位的。为此，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放在社会大背景下看医患关系

谈到医患关系恶化，社会大背景的变化被认为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首先，医患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一种表现。贵州省人民医院院长孙兆林认为，医患矛盾已经不是单纯的医疗纠纷和矛盾，而是社会矛盾的一种表现。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应该吸取教训，设立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其次，患者自负比例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白剑峰指出，中国患者自负比例比较高，一旦人财两空，很容易把怨气发泄在医院。

另外，很多患者对医学的风险性、局限性了解不够，认为只要人死了就是医院的错误，而且这种观点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市场。“这些人认为，‘人死了还不让人闹一闹吗’。这从根本上暴露出公众健康素养较低。”他指出。

同时，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迁，随着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不仅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在解体，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也在解体。

白剑峰强调，在陌生人社会关系中，新的信任关系没有构建起来，很容易产生不信任的关系。“如果说医患之间有信任，只是在技术层面的信任，其实道德层面的信任没有了。这实质上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结果好了，你就是天使；结果不好，你就是魔鬼。”

他分析，“现在，警察、城管、医生这些职业都被妖魔化了。拿医生来说，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已经不是白衣天使的形象，而是‘白衣商人’，所以只要一发生医疗纠纷，老百姓就认为是医院和医生的问题。”

对于医患之间的信任问题，先声药业董事长任晋生还指出，其实不仅仅是患者和医院医生之间的信任度下降了，患者对法律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对于上述问题，申卫星总结道，医患关系一定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大背景下考虑。转型社会中，社会群体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虽然收入少，但心态稳定。但现在，人们的心态非常浮躁。“医患矛盾是整个社会缩影和体现，是社会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当人们金钱损失、身心痛苦的时候，这种感受是最直接的。”

不过，对于这个观点，上述来自湖南的医院院长并不认同。在他看来，把社会大背景套用于医患关系，并不能说明实际问题。“类比一下，那些治安相对不好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医患关系情况。所以，假如医疗行业的问题能套用社会大背景，那么任何行业的问题都可以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