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与癌症，禁烟为何如此难？

尽管今天令人无法接受，但事实上香烟在历史上就是以“时尚”的形式出现的。它兴起的时间，几乎与咖啡同步。在传播的路径上，香烟与咖啡都先在整个欧洲流行起来，然后通过欧洲国家的殖民活动拓展到更多地方。

1761年，烟草已经在英国成为全国性嗜好。英国绅士们在咖啡馆、酒吧等娱乐场所厮混，叼着烟斗或者雪茄吞云吐雾，甚至吸食鼻烟。必须注意的是，因为大自然的眷顾，在英国北美殖民地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烟草，质量非常高，而且能源源不断地专供英国本土。有数字显示，1700年至1770年间，英国的烟草进口量从3800万英镑增长到了1亿英镑。

就在1761年，伦敦药剂师约翰·希尔在《当心鼻烟的过度使用》中怀疑，鼻烟可能导致嘴唇、口腔、咽喉的癌症。与此同时，在工厂逐渐增多的英国，煤炭的大量使用导致英国烟尘滚滚，雾霾沉沉。而且，细心的医生们开始发现，清扫烟囱的工人似乎特别容易患上性病，仔细深究才发现是癌症。

因此，一批像约翰这样的癌症研究的先驱者开始怀疑，人类的某些行为似乎跟癌症这种可怕的疾病存在着隐秘的联系。然而，人类的天性就是从众。因此，时尚和流行总是横扫一切阻碍。人们似乎不愿接受香烟导致癌症的事实。而且，就在当时，约翰·希尔的论著只被大部分人当成一场“出色的闹剧”。

作为当时流行的时尚之一，香烟继续与咖啡流行着。大众传说，克里米亚战争在香烟的流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据说，某位土耳其士兵碰巧没有找到烟斗，就用一张报纸把烟草卷起来，于是就有了所谓“烟卷”。尽管没人能够说清故事的真实性，这个故事本身和新事物“烟卷”的确就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烟卷也确实是战壕中对峙数年的英、法、土、俄等多国士兵中的新时尚。

战争结束后，这些勇武的男性将新的时尚传播到自己的国家。这些士兵们为烟草的传播营造了一种新的意境，烟草被众多消费者想象成为男性力量的象征。在这种背景下，对力量的崇拜只会令香烟的传播更疯狂。甚至连烟草企业都参与进来，刻意营造烟草的象征性，以巩固其时尚性。

1870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据说美国每年人均香烟消费量不足一支。30年后，美国人每年消费35亿支香烟和60亿支雪茄。时间推移到1953年，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抽10支，英格兰人12支，苏格兰人20支。

到了20世纪中期，烟草的肆虐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与此同时，肺癌逐渐成为席卷全球的“流行病”。1947年，英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0年间，癌症的发病率上升了15倍。当时的医学家已经开始怀疑PM2.5和雾霾对肺癌有影响，但几乎没人会想到烟草也有同样的危害。

1948年，英国的生物统计学家奥斯汀·希尔受命，研究肺癌发生率增高的问题。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发现肺癌的发病跟烟草吸食之间存在着联系。这一发现并不容易令人接受。在当时的美国，大量医生都是烟民，甚至连医学期刊都刊登着香烟广告。而且，从美利坚合众国的纽约到中华民国的上海，烟草企业都是大众报纸重要的广告金主。

当时，仅有资历不高的青年医生和研究者凭着对癌症患者肺部病变的观察，直觉上认为吸烟容易致癌。直到NHS成立，这才为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当时，整个NHS体系内部差不多有6万名医生集中注册。如果以这批群体为流行病学调查的研究对象，数据收集似乎就会变得更容易。于是，希尔开始着手研究医生的死因，有4万多名医生愿意以被试的身份参与这项研究。经过4年时间，希尔收集到了789例死亡报告，其中有36例死于肺癌。最关键的数据是，这36位患者居然全部都是烟民。1956年，他的研究成果发表，说服了不少同行，反烟草消费运动因此找到了最直接的证据。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一种广泛的流行行为并不容易受到群体的质疑。二战结束后，烟草成瘾的退伍士兵再次成为烟草行业繁荣的助推器。而且，电视的出现让媒体多元性进一步显现，广告产业进入黄金时期，无比繁荣。烟草企业在这一时期推出所谓的“过滤嘴香烟”，借助多元化的媒体营销策略，不仅极力渲染烟草消费的时尚性，巩固男性烟民，还逐渐将女性也改造为烟民。烟草产业在医界的代理人则拼命鼓吹，癌症的病因更多是遗传性的，不希望消费者怀疑烟草与癌症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整个20世纪50年反而是烟草产业的极盛时期。

但在这个时期，反烟运动的激进分子也不放松，更多研究者拿出了更大样本的调查，进行了更深入的解剖病理学研究。在拿到更加科学的依据之后，一些社会活动家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希望通过立法诉求来压制烟草行业。在有法可依之后，一些杰出的律师则行动起来，通过高索赔额的诉讼来抑制烟草大亨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烟草行业才逐渐让步。但烟草行业的好日子是不是真的已经过去，我们并不能轻易断言。

因为直到今天，很多人或许还将烟草视为时尚。然而，为了对抗肺癌的肆虐和医疗费用的激增，美欧诸国都已经开征了烟草消费税。最滑稽的是，这一税种的大部分收入都直接用来补偿医疗卫生支出。

将泥巴当成糖果，不止是童年的趣事，有时甚至是人类的群体行为。人类对烟草的迷恋亦是如此。在这样一种尴尬境地中，我们或许不应该只怀疑烟草巨子们的道德血液，还应反省自己对于从众的自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