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惊奇：“黄牛”的市场

数月之前，笔者联合几位朋友，针对患者就医的感受做了一份2385人的网络问卷调查。问卷中包括一个问题：您有没有从“黄牛”手中购买过专家号？其中有8.5%的人买过“黄牛号”，还有将近10%的人曾经想过买“黄牛号”，但不知如何联系“黄牛”。虽说网络问卷调查有一定局限性，但“黄牛号”需求比例如此之高，仍让人咂舌。

所谓“黄牛”就是指社会中利用非正常渠道倒卖资源而获利之人，医院里的“黄牛”俗称“号贩子”，而“黄牛号”就是指从这些倒卖挂号资源人手中买到的就诊号。

事实上，号贩子在各大医院存在已久，具体时间难以考证，在中国知网输入“医院”和“号贩子”的关键词，会发现早在1995年就有针对号贩子的论文发表。由此推测，“黄牛”涉入医疗市场不下于20年。

近年来，国家对号贩子的打击越来越猛烈。早在2005年10月，原卫生部、公安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公安部、原卫生部于2013年又联合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也明确了该行为的行政违法性，行政机关可依法对责任人进行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如果号贩子行为性质恶劣且涉及金额巨大，可定为“非法经营罪”。为了应对医院“黄牛”，很多医院纷纷开展实名制挂号、自助挂号和网络预约挂号，“黄牛”的活动似乎转入了地下。然而讽刺的是，在问卷调查中，曾经买过“黄牛号”的那些患者，有71.2%是主动和“黄牛”联系的，只有28.8%是“黄牛”找上门的客户。

为什么“黄牛”屡禁不止？在“黄牛”活跃的医疗市场里，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又是哪些人在操纵着这个巨大的市场？看看下面几个真实的故事，一切昭然若揭。

“黄牛”为什么有市场

春节假期过后，常志平（化名）执意要跟女儿常颖（化名）回京，到全国最好的医院治疗前列腺增生。此前，常颖多次劝说父亲在省内治疗，并且承诺可以联系在省城医院工作的同学“多多关照”。常志平态度很坚决：“要动刀子的事儿，能是小问题？我就要去北京，到最好的医院。”

常颖老家在河北，毕业后留京工作十二年，工作稳定，也有了自己的圈子，但一提起看病仍然觉得“寒心”。常颖曾几次带女儿去儿研所看病，医院里总是挤满了人。有一次，常颖挂到两百多的号，她抱着孩子走到分诊台前，看到摞起来的病历有50多厘米高，等了三个多小时，孩子的烧都退了才见到医生。“简直就是打仗，我抱着孩子像是母狮子一样盯着人潮--唯恐有人挤到孩子，又怕有人插队。周围全是电话声、争吵声、哭声，孩子蔫在怀里，那种焦灼和不安，像是从周围的每个人心里散发到你身上，再放大传染给每一个人。”常颖告诉笔者：“我再也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几次之后，女儿再生病我就不往大医院带了，要么在附近的社区医院看，要么就挂特需号，不用排队，医生也挺细心。”

回京第二天，常颖和先生就分头行动。她的先生去某大医院挂泌尿外科的专家号，而常颖自己则守在网上，然而连续三天都一无所获。常颖无奈之下选择了号贩子。

这是常颖第一次和“黄牛”打交道，她有些将信将疑。为了打消她的顾虑，“黄牛”详细地向常颖介绍了泌尿外科有哪些专家，每个专家擅长什么，她和父亲需要做哪些准备，承诺保证挂上号，全程陪诊，先看病，后付费。

常颖把父亲的身份证交给“黄牛”，次日就在约定时间拿到了专家号，并且有人帮他们在诊室排好了队，几乎没等多久就见到了医生。最后付钱时，“黄牛”说了一句让她哭笑不得的话：“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现在是淡季，便宜你两百块钱，下次记得还找我。”

而小陈（化名）和常颖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大学毕业工作四个月查出了尿毒症，一发现时肌酐就高到2000umol/L以上（正常男性为44-133umol/L），必须马上做透析治疗。拿到这个结果后，小陈不敢相信是真的，他和家人决定去上海瑞金医院再做一次检查验证真伪。他们坐了一夜的火车硬座到了上海，到达瑞金医院时小陈已经非常虚弱，小陈的父母花800块钱买了“黄牛号”。小陈说：“挂号的人太多，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住旅馆的花费也不低，更何况我当时的情况，真的等不起。”

瑞金医院的诊断和治疗意见与当地医院相同，迫于经济压力，小陈和父母商量后连夜坐火车返回当地，开始透析治疗。

常颖和小陈的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信赖大医院，渴望最权威的诊治。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人看病优先选择二三级以上医院，其中73.94%的人倾向于大型三甲医院，大多数的人优先选择专家号，其中19.84%的人青睐“全国知名专家”。尽管中国的医疗最高水平与欧美等国相差并不大，但医疗资源分布极度不平衡。这就导致一方面大医院人满为患，医生加班加点仍然看不完病人，小医院门可罗雀，医生笑脸相迎也吸引不了几个病人。

尽管各大医院开展网络预约挂号、自助挂号服务，所能承受的门诊量却在短期内难以增加，释放的号源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号一号难求，一些热门的专家网上预约号通常要排到两三个月以后，如果现场排队挂号，凌晨三四点钟去医院可能都嫌晚，甚至需要头一天晚上过去，通宵排队。无奈之下，很多人选择了“黄牛号”。

“黄牛”市场如何运作

早在好几年前，有头脑的“黄牛”们就开始刻意回避“倒爷”和“不法分子”的形象，很多人自称是“医疗咨询服务人员”，有些“黄牛党”甚至摇身一变成为“服务公司”。在通往协和医院的路上，通常可以看到地上印着“挂号”的小广告，按照广告拨通电话，通常电话那端传来的问候是“你好，××服务公司”。

对此，在北京的挂号市场打拼了六、七年的齐青（化名）理直气壮。在入行之前，齐青在内蒙古的开了一家砖厂，由于行情欠佳，到后来连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加上家庭变故，齐青卖掉砖厂，跟着中学时代的“大哥”一起加入挂号市场打拼。

他认真地对我说：“当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活儿，也是非法的，我们也要看风头，风头紧就收一收，风头松了就出来做。我从来没觉得我们在做坏事，我们是靠劳动赚钱，很多人不缺钱，他们不想排队，想看病方便，我们就给病人提供这种服务，满足人家的需求。我们比医托好多了，他们把病人指到坑蒙拐骗的医院，赚的都是黑心钱，这些人才该用力打击。”根据齐青的介绍，他们的工作并不轻松，医院里有人常年连夜在挂号大厅排队，挂一个号他们要给这些人100-200块钱，除了给“黄牛”挂号，排队的人还会把靠前的位置卖给病人，“黄牛”们为了赚钱，逐渐把业务开拓到了其他方面。

早期的号贩子排一次队可以挂好几个号，倒手就能卖掉，赚钱十分轻松。实名制挂号运行以后，有些医院要求凭身份证原件挂号，几乎所有的大医院都开通了网络预约挂号，排一次队就能赚数千块钱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但“黄牛”们很快就研究出了对策。让专门排队的人负责排队，让擅长网络的人专门“秒杀”专家号，而他们钻研每个专家的出诊时间，擅长诊治的疾病，看病有什么特点，提出全程陪诊服务。

“就诊有很多环节，各方面都需要打点。要知道，找我们看病的病人几乎没有不满意的，也很少会有人骂医生和护士。”齐青一脸骄傲地对说：“医生、护士特别辛苦，病人们也很清楚这一点，有时候一些窗口——比如说取药的地方还有保安——态度特别恶劣，病人不满意，怎么办？我们就当和事佬，在病人面前说说好话，或者自己把事情都办了，整个陪诊下来，病人非常满意，他们觉得出这个钱值，慢慢地就有了很多回头客。”

据齐青介绍，他们的最多时有将近80%的回头客，客人多的时候，他们会谨慎拉客，因为团队的人力有限，需要保证服务质量。至于价格，随市场行情浮动，要求挂某个专家号的人越多，价钱就越高，但太高了也不容易成交，因为还有其他竞争对手。“不过，大多数的专家号价钱长期稳定，变化不大。”齐青向记者介绍。

“黄牛”对医疗市场的影响

按照“黄牛”的说法，他们创造了患者高价购买优质服务的机会，就诊的患者满意，缓和了医患矛盾。果真如此吗？

当我再次联系常颖时，电话那头的声音清脆而愉悦：“我父亲已经动了手术，很满意，他就要回老家了。”

提及高价购买“黄牛号”的感受，常颖说：“我并不觉得这些钱出的冤枉，多出了800块钱，省去了很多事儿，我老公不用请假去排队，我也不用再一天到晚抱着电脑刷屏，看病也方便了很多。”

但小陈的看法完全相反，尽管一年多过去了，说到“黄牛”他仍然充满了愤怒：“生病了已经很不幸，号贩子还赚病人的不义之财，要不是当时我的情况拖不起，住旅馆的花费高，我才不会给他们赚钱的机会！”

尽管态度截然不同，常颖和小陈却代表了购买“黄牛号”的两大主要人群：一部分人不愿意通宵排队、频繁刷屏，想“花钱少受罪”；另外一部分属于病急、病重，只能花高价购买医疗资源，所谓“花钱买急需”。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也注意到了中国医疗市场独有的“黄牛”现象。他非但没有批评这种行为，反而分析其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这种差价行为是对资源的有效分配”，“让有意愿付钱的人享受到了相应的便利”。

但对花钱购买时间和服务的行为，桑德尔这样争辩：“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恶果--不平等”，“当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时，那些没钱人的日子就会变得愈发难过”。事实上，“不平等”引发的焦虑和不满，更加刺痛公众的神经。

这绝非危言耸听，正是“花钱少受罪”的那部分人愿意高价购买优质服务，导致“黄牛号”的价格水涨船高，导致“花钱买急需”的那部分人被迫接受远高于预期心理的价格，挂号的困难，使他们原本对公立医院的印象变得更差；昂贵的价格，让他们对诊治的期望值变得更高。这样看，无疑加剧了医患对立的情绪。

不满和焦虑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很容易通过极端手段表达出来。比如所经济状况不佳的小陈，拖着疾病之躯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达上海，以800块钱的价格购买了只有14元的副主任医师号，终于轮到他时，医生看了一眼他带去的化验单（当地三甲医院1天前的检查结果），非常肯定地对他说：“你这是尿毒症，需要透析治疗。”

小陈哀求医生再给他化验一次：“当时我就想，800块钱买一个号，难道就只有这句话吗？如果不做点什么我不会甘心。”于是医生开了重复的化验，直到亲眼所见肌酐的数值比之前一张化验单还高，小陈才觉得“死心了”。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这位主任医生拒绝重复检查，绝望之下的小陈会怎么样？还有一些病重又买不起“黄牛号”的人，他们在多日努力之下终于挂到了号，又会以怎样的心态就诊？

从这点来看，黄牛提供的服务和价格，一方面改善了部分患者的就医体验，然而更多的是导致医疗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加剧了大部分人对医疗体制和医疗服务的不满。“黄牛党”的存在，对医疗市场弊远远大于利。

“黄牛”的背后是什么

都知道“黄牛”是非法经营。齐青也说：“这毕竟不是正经生意，有合适的机会，我还是会转行。”吸引他们铤而走险的，是巨大的收益和相对低的风险。

“黄牛”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他们精确地瞄准了愿意支付高价的两类人群--“花钱少受罪”和“花钱买急需”的人，而现行的医疗市场显然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把这两类人区分出来。

当下，代表中国顶尖医疗水平的北京协和医院诊疗费与乡镇卫生院的诊疗费相差无几，患者花同样的价钱，能到协和医院看病，为什么要去社区诊所？这样的价格体系无疑让大型医院抢了很多社区医院的“生意”，导致挤的更挤，闲的更闲。

所以，如果医疗服务的价格能够随市场调节，无疑会从大医院分流出很多病人。

有些经济学者认为，“黄牛”手中专家号的价格，其实最接近专家号的技术含金量和市场价值，而相当多的患者对这样的价格显然是认可的，并且具有支付能力。

正如常颖所说：“最让我困惑的是，我多出的这些钱并没有被医院赚去，也没到专家口袋里，为什么就没有人能把这变成一项合法的收费，成为专家应得的钱呢？”绝大多数医生的市场价值长期被压低，而且这导致了远超合理范围的工作强度，大大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试想一下，如果医院和医生可以按照市场价值为诊疗技术定价，医生们一定会为自己认为值得的价格努力，更加爱惜声誉，不停自省并提高；而患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及经济能力，自由选择医院和医生。到那时，还会有人说“看病难、看病贵”吗？

可目前的情况是，医生作为医疗资源中最核心的人力资源，依然被牢牢锁在执业点，即使已经开放“多点执业”，大多数人长期处于精力透支状态，无力再去其他医疗机构执业。病人们除了通宵达旦挂号，也难以找到合法的渠道找他们看病。

未来，“黄牛”市场依旧会火爆，除非改变好乘凉的大树--不合理的医疗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