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困局之下，要坚持做“有限责任医院”！

【编者按】药到病除、起死回生的是观音菩萨，扶贫济困、除暴安良的是梁山好汉。如果公众和社会期许医院能够集二者于一身，结果只能是医患双输的残酷现实。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身处医院一线，用切身的感受，加上对医学发展规律的透彻把握，独家赐稿健康界，呼吁还原“有限责任”的医学和医院。

近年来，一波又一波的医患纠纷，一轮又一轮的医疗政策，让很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迷茫困惑，无所适从。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巨大挑战，面对当下的医患困局，医界该怎么办？我个人的观点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清醒地认识医学发展的规律，知道医院哪些必须做，哪些不能做，坚持做“有限责任医院”。

医学的“有限责任”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医学名言早被说“滥”，但这句话究竟该如何理解？

经常和同事们探讨一个问题：当今世界的医学水平如何？老教授们普遍认为：这个时代，我们对人体对医学的认识依然非常有限。现在大医院的日均门诊量基本都在一万以上，如果静下心来想一想，对于这一万多名患者的疾病，究竟有多少我们医生有信心去治愈？相当部分的疾病，纵使你去看院士门诊，都难以确诊，更谈不上治愈。真正能治愈的疾病比例，寥寥无几。而对这个时代我们认为已经可以“确诊”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我们都无法治愈，能做到有效控制或缓解已是不错。所以只能说“有时，去治愈”。

但是，我们的病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医院涌来。在很多大医院门诊，病人凌晨就开始排队挂号。这些病人中的相当部分，我们无法治愈。而且，有很多病人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他的病是治不好了，甚至连缓解都不可能，但是他们还是要来排队挂号。他们来医院寻求的是什么？现在，做企业都讲“核心价值”。医院也不例外。医院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果把医院的核心价值定位为“治愈”，那么所有医院都可以关门了。然而，面对无法治愈的病人，我们并不会无所事事，依然可以做很多工作，这就是各种层面和各种角度的“帮助、安慰”。

莫标榜“为生命托底”

有了“帮助、安慰以及有限的治愈”，医学界就可以为人民的生命健康托底了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医学界的力量极为有限，无法为生命托底!

我经常问同事们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比一百年前的医生同行们更牛X吗？一百多年前，中国各大城市的正规医院，基本上都有宗教背景，有教会医院，也有佛教医院、道教医院等等。如果我们从医疗流程视角，来审视和比较一百年前国内医院与当下国内医院。我们会发现，当下的医生“比较弱”。

“医生，为什么我会生这个病？”每个时代，病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当下，有些疾病我们可以明确解释病因，但有大量疾病我们只能给出一些猜测，而病人对于“猜测的病因”都不会太满意。而一百年前的宗教医院的医生同行们，对于无法用医学科学解释的病因，还可以给出一些“社会科学”解释：或许，您的病，是上天的意愿？而有着宗教信仰背景的病人，对这类解释，往往有相当高的认同度。

病人实在治不好了怎么办？当下，对于一些疾病的终末期，国内条件稍好些的医院，除了营养支持，可能还能进行心理支持，但心理干预的效果并不好。一百年前的宗教医院的医生同行们，也面对“治不好的病人”。不过，那时候医生们会给病人指一条出路：祈祷。

如今在很多国家的、而且是发达国家的医院中，祈祷室普遍存在。韩国峨山医院院史馆中，就悬挂着该院创始人“尽人事，待天命”的题词手迹，令人印象深刻。医学不是神，没能力为所有人的生命健康托底，医学可以做的事情极其有限。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信仰中，医学所不能完成的事情，是应该由释迦摩尼、上帝或者安拉等力量来决定。任何标榜为生命托底的医院或医生，都是极其愚蠢的。

前不久，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负责人强调说：“医学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包治百病，医生也不是神仙。”现在，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告诉了老百姓不能把医生当神仙，但我们是不是同时允许了老百姓去求助于神仙呢？

因此，请不要别强迫医学来兜底，请允许公立医院普遍建立祈祷室吧。

医院，到底是做什么的？

几年前，某公立医院的一个外地病人病情进入终末期，家属要求医院帮忙安排联系飞机航班送病人返回老家。院方认为此要求不合理，予以拒绝。家属遂上演“跳楼秀”，企图强迫医院同意。而闻讯赶来的政府部门管理人员，竟也向医院表示：“就答应他们的要求吧。”

医院，到底是做什么的？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辞海》上对“医院”这一词条的解释为：“以预防和治疗疾病为主要任务并设有病房的医疗机构。”但是，当下国内的医院，特别是大型公立医院，所背负的“职能”或“责任”已远远超过医院的“本分”。

医院，要兼做“公安局”。去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规定二级以上医院要做到每二十张病床配备一名保安，以加强医院安保防范，防止恶性“医闹”。很多医生调侃：每一张床配备一名保安岂不是更加好？那么，医院还是医院吗？不就变成一个堡垒了？其实，我们要问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治安要是必须靠医院自己来办，那么，还要公安局干嘛？

医院，要兼做“民政局”。每年各级政府部门指派的义诊、支援任务就不必说了。单单举一个“无陪护急诊患者抢救”的例子就说明问题。很多年以来，国内送到医院无陪护急诊患者不计其数，但最后抢救费用并无着落。社会救助，本是民政局的本分，也在各种“救死扶伤”的名义之下，由医院自己“埋单”。此外，各种贫困患者就诊欠账的事情，更不必说了。

医院，要兼做“灵魂感化所”。说实话，在国内，没有什么职业在入门时是真正经过道德筛选的，医界也不例外。简单的说，医生、警察、教师、公务员等所有职业中，好人坏蛋的比例，与社会整体情况无异。我们用分数选拔，不能替代道德筛选。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常年在学生中开展的“社会公益服务经历”等道德培养的举措，则起到了道德筛选的作用。成年人的道德理念，并不是单纯依靠局部小环境或者偶尔的道德说教就能形成的，而是需要从幼年时的信仰环境就开始熏陶。如今，卫生行政部门下发了一些道德要求的文件，试图让医学界在社会整体道德下滑的荒漠中孤独地前行，这是异想天开。我们同一时代的很多国家的医院，从没让医生签署过“拒收红包协议书”等文件，却也神奇地没有出现过普遍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重大课题。

坚持做“有限责任医院”

多年来，无限责任政府的运作模式，一直被社会所诟病：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而且有些部门连自己的本分也不愿意去做，以各种所谓“工作靠前一步”的要求，把自己的分内职责转嫁给了医院。慢慢的，我们的医院也要变成无限责任医院。当然，也会有人说，公立医院就应该的帮忙分担政府职能，因为是政府给钱养活的。问题是，政府几时把钱给足过？

很简单，在无限责任的大环境之下，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坚持做好“有限责任医院”。不该承担的，坚决不要承担。

抛开空洞可笑的口号，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对得起医学，对得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