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公卫学院院长刘远立：创新是挑战 更是乐趣

如果说中国的医改为胸怀抱负的社会科学学者将其思想和理论转化为实践，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舞台，那么今年九月份出任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的刘远立就是被医改这个大舞台所吸引的众多学者之一。在美国生活和工作26年、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执教20年后，刘远立选择了加盟协和，彻底回国发展。

或许，他的这一决定对有些业内人士来说有些突然，但对他自己来说却绝非出于偶然。

一位不懈的医改推动者：身在曹营心在汉中国情结越来越浓

尽管在哈佛大学执教多年，但刘远立与中国医改的关系却从来没有因为中美之间的遥远距离而割断。他曾用“身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自己，并且觉得“自己的中国情结一直在那里，而且变得越来越浓”。

从80年代留美攻读博士开始，他就一直关注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2003年“非典”以后，刘远立更是把研究和工作的重心完全放在了中国的医改上。

在刘远立看来，这些年来自己所做的推动中国医改的工作中，有两件事情令自己很满意。一件是从1993年起，与众多专家学者一起在国内113个贫困县开展调查，在8个省的10个贫困县开展医疗保障试点，进行长达了为期7年的研究，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件是2011年，他率领哈佛团队对中国的急救医疗保障现状进行了调研，推动政府出台了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相关政策。

一名另类的院长：离开哈佛的象牙塔跑到北京挤地铁

与人们脑海中哈佛教授在象牙塔里自由论道的那种高端洋气的画面大相径庭，刘远立回国后的工作条件却可以用“艰苦”来形容。

他曾在微博上幽默地自嘲自己第一天赴任协和的途中经历：“背着装有电脑的沉重书包，自以为早上7点一刻地铁不会那么挤，没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被‘簇拥’着上车后，50分钟为有一席立足之地而挣扎的路途上还要不断跟那些‘亲密无间’、怒火中烧的愤青们做些消防工作。这就是我今天正式走马上任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所被举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欢迎会！”

不仅如此，为了协和公共卫生学院的筹备和创建工作，他常常午夜之后才能入睡，而早上为了避免人流高峰需要在7点之前就赶到地铁。对此，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刚开始创业嘛，辛苦是自然的。”

一个爱折腾的创新者：创新是挑战更是乐趣

新工作虽然十分辛苦，刘远立却乐此不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爱折腾”，喜欢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喜欢创新。

创新融入了刘远立的所有工作。不论是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其同事共同创立卫生体系学，还是在2005年创立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致力于研究和解决中国医疗卫生问题；不论是建立哈佛大学与国内高校的纽带，担任清华大学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作为领衔专家策划提交新医改的清华方案；还是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设计规划新的公共卫生学院，刘远立都把创新不仅仅视为一种挑战，更视为一种乐趣。他说，“创造一个从无到有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玩。”

作为协和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刘远立会把哪些公共卫生教育的国际经验和理念引入国内？他又会如何创新和推动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刘远立回国发展？他又为什么决定加盟协和？为了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近日健康界对刘远立进行了独家专访。

健康界专访刘远立

中国医改对我，既是机遇，也是责任

健康界：您在哈佛大学执教20年后，为什么决定回国发展？

刘远立：首先是责任感的驱使。我们60年代的人有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为国家做点贡献，不想只是呆在象牙塔里轻松度日。尽管一方面我非常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很享受哈佛自由的学术氛围，同时我还可以从聪明的同事和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学习本身就是我生活兴趣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象牙塔里待时间长了，对实践的影响力就会比较小。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人口结构、疾病谱和伤残模式的转型是我们未来的三大主要挑战，这必然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也给我们的公共卫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常常讲“看病难、看病贵”，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一味地只重视治疗，不抓公共卫生和预防，那么无论我们建再多的医院和药厂，生产再昂贵的器材，都会无济于事。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肯定是不行的。而搞好公共卫生是需要一批人扎扎实实去做工作的。

尽管我在美国呆了26年，我的中国情结却一直在那里，而且变得越来越浓。我在哈佛呆了20年，从2003年非典开始，我研究和关注的重心一直是中国，包括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创建中国项目部，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担任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等等，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这些年来我总觉得自己没有直接地做贡献。所以，我希望回国能直接地做点贡献。

其次，我的专业是卫生政策与管理，中国的医改一直是我专业的重点。在哈佛，我和同事创立了卫生体系学。如何将这门学问与实际相结合，帮助自己的祖国把我们的卫生体系梳理好，建立一个更好的医疗卫生体系，这是我做学问、做事情、做人有机结合起来的不可多得的机会。

健康界：您作为卫生领域的专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中国的医改。医改是否也是您回国的一个重要诱因？

刘远立：是的。我本来以为，国家这么重视医改，而且医改的大政方针已经定了，医改只要慢慢往前推进就好了，但没想到医改的推进却是如此困难。现在医改里容易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比如花钱翻修乡镇卫生院、增添新设备、培训乡村医生、扩大县医院等等，但花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难事，我们都能做得不错。

现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经常提两个词：攻坚战、深水区。也就是说，我们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医改离真正的成功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些年来，我作为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也是哈佛中国项目部的主任，多多少少也赢得了各个方面的一些信任。这对我来说，既是机会，也是责任。我希望充分吸收利用有价值的国际实践经验，通过卫生体系学的理论把我们的医改往前推。

当然，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我也不指望一定被社会、政府、学术界所认可。但是，首先我希望被自己承认。同时，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出几个好主意、出几本好书、培养几个好人才

健康界：国内的平台很多，您为什么选择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呢？

刘远立：既有现实的选择，也有虚荣心的驱使（笑）。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我愿意留在北京。因为公共卫生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与政府决策的关系非常密切。北京距离决策部门和决策者更近，这样我可以更直接方便地对政府决策提供力所能及的咨询和支持。

说出于虚荣心的驱使，是因为我在哈佛呆了20年，对品牌还是非常重视的。而协和是中国顶级的医学殿堂，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是一家人，其医学科学的实力自不待言。同时，医科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领导力邀我加盟协和的诚恳和热情令人感动。还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过去是有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光荣传统的。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100年前成立之初，是非常重视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的，曾经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JohnB.Grant)1921年成立了公共卫生系。1927年，他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公共卫生事务所，当时城市公共卫生事务所是与北京市警察事务所一起工作，负责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后来，兰安生又在河北的定县建立了第一个县乡村三级医疗网，培训了中国的乡村卫生员，这些乡村卫生员负责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防疫宣教工作。后来，美国的一些一流大学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提出的公共卫生社区模式，事实上他们都是受兰安生理念的启发。

所以事实上，协和是有预防和公共卫生的传统的，但几十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分学科和教育被中断了，成了空白。原来，在医学科学院下面还有一个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90年代末期，预防从医科院分出去成立了中国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就名存实亡了。这些年来，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的牌子还在。如果你上协和的官网，会发现公共卫生学院还在上面，但点击公共卫生学院却进不去。

另外，我这个人爱折腾，喜欢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喜欢创新。创新对我来说既是挑战，更是乐趣。创造一个从无到有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玩。

健康界：您期望在协和这个平台上，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价值？

刘远立：简单地概括，我想做三件事：出几个好主意；出几本好书；培养几个好人才。

首先，我想为医改出几个好主意。希望政府采纳这些建议，并且对医改和医药卫生事业确确实实能起到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自己有两件事做得比较满意。一件事为推动中国的新农合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群人努力的结果。从1993年到2000年进行长达7年的调研和试点研究，在2002年的全国卫生大会召开之际，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佩云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还把我的信复印了若干份与中央高层讨论。第二件事，是促成了急救医疗相关政策的形成。2011年底，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急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发出强烈呼吁之后，带领哈佛的一个团队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报告。然后，发改委的领导找我约谈了两次。今年2月，关于疾病应急救助的相关政策已经出台，并且设立了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从这两件事可以发现，从我们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到政策形成、对医药卫生产生直接影响的周期越来越短。新农合经历了七八年的时间，急救医疗保障则只经过了一两年时间。未来，我要带领我的团队围绕医改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一些应用型的研究，争取再为国家出几个科学、有效、可行的好主意。

其次，是出几本好书。一方面，我希望对国内的学者有一个交代，厘清我们的医改背后的理论支持、顶层设计的思路框架、以及各地的实践经验，把这些东西做一个系统全面的总结，然后把这些东西在国内、国际进行分享。我认为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和作用的，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讲1是1、2是2，实验室的发现比较直接；而社会科学不能仅依赖数学模型，其中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尽管不容易，但我们还是要做，将来我会带领我的团队，基于中国的实践对卫生政策与管理相关领域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

第三件事是培养几个好的人才。我希望围绕公共卫生的重大领域培养一些优秀的人才，期望在我退休的时候，这些人能成为中国医药卫生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一方面要有扎实系统的学术知识和素养，另一方面最重要的，他们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非常开放的心态，能够虚心学习。但学习不是为了被动地跟随，而是为了更好地开拓创新和引领。

政府职能部门应设首席公共卫生官

健康界：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与国外相比有哪些差异？

刘远立：与美国相比，中国公共卫生教育有两个明显的不同：第一，在国内，公共卫生的学生以本科生为主，本科生的数量很大；而在国外，公共卫生学院作为一个专业学院是一个研究生院，国外的公共卫生学院基本上不招收本科生。第二，国内的公共卫生的本科生医学基础比较扎实，他们大部分是预防医学出身，前三年的基础课程跟临床医学生的课程基本上是一样的；而国外有医学背景的学生在总的公共卫生的学生中占到的比例不到1/3。

健康界：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刘远立：一方面，在公共卫生人才的选择方面，我们挑选人才的范围还比较狭窄。另一方面，在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方面，有许多重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都忽略了。

刚在我提到，国内公共卫生教育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两点对我们来说，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我们的公共卫生的学生大都是学医出身，医学知识很扎实。缺点也很明显，如果这些学生的知识面非常窄的话，离公共卫生实践和科研的要求会有一些距离。

因为与临床医学相比，公共卫生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公共卫生针对人群，而临床医学更多针对个体；公共卫生针对预防，临床医学强调治疗；公共卫生要把预防的工作搞好，需要多部门的协调，临床医学没有这个需求。

所以，公共卫生是一个大卫生的概念，因为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都在CDC和医院的控制之外。一方面，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要紧密结合，因为医生如果没有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理念和方法，他们就无法与病人有效地沟通、无法有效地进行健康教育，这意味着医生就失去了在社区公共卫生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机会。另一方面，越到健康危险控制因素的上游，越是涉及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包括农业、工业、交通、环保等所有部门。因此今后所谓的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不仅仅是呆在CDC这个专业机构里。

健康界：您觉得将来的公共卫生教育应如何改进上述问题？

刘远立：我的设想是，今后公共卫生培养的人才应该涉入到与民生有关的所有的政府决策部门。我早在2010年由北京市发改委医改办委托的“健康北京2020”的课题中提出，要在政府职能部门中设立首席公共卫生官/首席公共卫生科学家的职位，从而把大卫生、预防和危险因素控制的概念贯彻到政府的社会经济规划的重大活动当中。

显然，未来多部门合作、多部门协调的公卫格局，要求公共卫生人才具备新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对影响健康因素的全景的全新的认识。未来的公共卫生教育，要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在国家的重大政策中政府、市场、产业、学界发挥作用的机制，要让他们不仅要知道CDC是干嘛的，医院是干嘛的，社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是怎么组织起来的，还要培养他们沟通、动员、组织、协调、领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在我们现在的公共卫生教育中是不太重视的。

健康界：对于推动国内的公共卫生教育，您认为有哪些国际理念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刘远立：2010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JulioFrenk和美国中华医学会的主席LincolnChen一起做联席主席，率领全球几十位顶尖专家一起发表了《21世纪卫生专业人才教育的发展报告》（Health professionals for a new century：transforming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health system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这份报告是为了纪念Flexner报告发表一百周年。

一百年前，有一个叫Flexner的人组织了一些人进行调查研究，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发表是对现代医学教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在该报告发表以前，当时的医学教育处于类似于作坊式的教学阶段，并没有现在医学院的这种系统性的、组织化的医学教育。Flexner认为医学的教育应该从教会单个医生作坊式的教学转移到大学里来，从而开启了现代医学教育100年的历史。因此，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JulioFrenk和美国中华医学会的主席LincolnChen一起领衔，率领几十位专家回顾了过去一百年医学教育的历史：看看我们走到了哪一步，处于哪个阶段，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走。

我仔细地对这个报告进行了学习。根据这个报告，医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以解决问题为基础（problem-based）的第一阶段；以科学为基础（science-based）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物理、化学、生物学上有什么进展，在医学上也会有相应的应用，同时在医学分科上也是同样；第三个阶段是以体系为基础（system-based）的阶段。现在的医学教育处于第三个阶段，以体系为基础的教育要求，给学生传授什么知识和技能或怎么传授，要基于市场和卫生体系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依据我能教什么，我就让你学什么。

如果概括这三个阶段教育的特点的话，第一个阶段是信息性学习（informative learning），主要提供信息；第二阶段是形成性学习（formativelearning），主要是塑造你，让你成为一个医生；第三个阶段是转化性学习（transformative learning），让你成为领袖。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处于剧烈变化的世界，因此应该培养学生的应变和领导能力，让他对发生的变化能有预期，并且有能力去应对。

这个报告对我设计协和公共卫生的发展规划是非常有帮助和启发的。很多问题，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没学过、没见过、没听过，但是也可以通过转化性的学习去解决。我相信这一点对于我们进行教育改革、教育创新也是同样非常有意义的。

现在是优秀人才进入公共卫生领域的黄金时代

健康界：您将如何把哈佛的先进理念引入协和的公共卫生教育中？

刘远立：我在哈佛任教期间也参与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改革。事实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改革的发起者正是《21世界卫生专业人才教育的发展报告》的重要作者之一--JulioFrenk。他当时刚上任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不久，希望借报告发表的机会为指南，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革。

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我们定期开会，讨论如何对哈佛的公共卫生教育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主要有3个方向。

第一，培养“丁字型”人才。公共卫生的学生一定要有一个横断面的广泛知识涉猎，同时也要在一个领域要有深入的涉猎。

第二，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事实上，这一点遭到了相当一部分的教授反对。他们认为，作为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哈佛的任务是做科研、创造知识，而不是传播知识。传播知识可以由其他学校去做。而JulioFrenk则坚持推动和强调实践，并且创立了一个公共卫生领导力（public health leadership）的博士学位，要求这个学位的人才培养不仅要进行研究，而且还设计了实习、案例研究等一揽子计划。

第三，充分拥抱教育领域的MOOC革命（massive openon-line course revolution）。这是一个由斯坦福大学和MIT引领的潮流，MIT现在2000多门课在网上免费向所有人公开。斯坦福大学有几百门免费课。今年哈佛有2门免费课程在网上公开。其中的一门就是由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提供的生物统计的基础课。

借鉴过去一百年的经验，我考虑哪些教训要避免。这份报告对我有两大启发：第一，公共卫生需要什么样的人。将来我们培养公共卫生发展需要的人才，首先是需求为导向。其次教育的主要原则和指导思想不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而在于能力的培养。

健康界：您是如何设计和规划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未来的发展的？

刘远立：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科学化、国际化、现代化。

我们现在设计和规划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未来的发展，主要有三个基础：首先是对中国现实的分析。我们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回答：我们现在的教育缺乏什么以及中国的发展需要什么？其次是国内国际经验的总结和启发，《21世界卫生专业人才教育的发展报告》就是一个例子；再就是将保持和进一步加强与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紧密合作。

我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的使命是基于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据，通过开创、传播和转化知识，参与政策制定和实践，教育和培养公共卫生领导者，推进人类的健康发展。

健康界：与国内其他公共卫生学院相比，未来协和的公共卫生教育主要有什么特色？

刘远立：未来协和公共教育，我们主要有这几个特色：

第一，把学位教育与非学位教育紧密地结合。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教育不再是大学里3、4年的事情，而是终生的事情，作为一个公共卫生教育机构更是如此。因此，要推广继续教育的概念，并且让它发挥作用。

第二，我们的人才培养要基于能力的设计，对核心的能力进行拾遗补缺。我们要培养一批优秀的卫生政策和管理的人才、以及对健康传播起引领作用的人才。

第三，重视实践。我们要恢复一些实习基地，此外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拥抱MOOC革命。最近，我们打算召开一个关于MOOC的研讨会，我们协和与北大、中山、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和护理学院的院长将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下在MOOC这个领域我们四个学校可以一起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将来我们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都会有很大不同。由于这种不同，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现在是优秀人才进入公共卫生领域的黄金时代--与过去只有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才能进入公共卫生领域相比，现在强调多学科。今后做的事情也更加有意义，而不仅仅是毕业以后就去医院或者CDC，以后可以去的地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