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鹏：让自下而上的创新为医改寻路

就在肖锋作客健康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也前来“捧场”。

更确切的说，是朱恒鹏推荐肖锋作客健康界，并支持他把“急症治疗中心”引入中国。

作为医疗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朱恒鹏始终在为医改献计献策，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思想深深的刻在他的骨子里。

“前些年我一直在不停的上书、上书，希望我的一些建议、建言被采纳。”朱恒鹏说，但现在觉得找些志同道合的人去想想办法、做些事情，更能为医改寻路。

肖锋就是朱恒鹏眼中的志同道合者。

自下而上的创新能够趟出医改路

一次在微博上，朱恒鹏认识了肖锋，并且在去美国考察时与他见面并且参观了几所急症中心。

“肖老师刚开始给我介绍时，我感觉这是个新东西，后来慢慢了解，我认为我们国家也需要。这是一种创新。”“医改不要指望政府，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知识创新来趟开路子。”

很多人都认为朱恒鹏很刻薄，但是他不这么认为。他知道，这些年来他很不“讨”一些人的喜欢，但是他还是要说，实话实说。

在朱恒鹏看来，近几年来，医改没做什么事情。“除了全面医保覆盖，其他方面还有什么。”

“也不要指望什么顶层设计。”作为一名研究经济学的教授，朱恒鹏认为顶层设计本身就隐含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思维。“伟大的人设计了伟大的路线，然后我们照个这个改革路线图前进就成功了吗？”

在医改路线中，他一直主张走市场路线，“改革的力量恰恰来自于市场”。

有人曾公开反驳他，厉声指责市场失灵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使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但是，这也不能成为政府接管的理由。”朱恒鹏对自己的立场始终坚信。

“市场会有很多创新，这些创新终究会推动医疗改革”。朱恒鹏认为，创新能够解决改革很关键的难点--利益之争的问题。

“在蛋糕就这么大的情况下，想通过重新分配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很难！”朱恒鹏说。但是，有了创新就不用重新分配，可以把蛋糕做大。“我不去从你的手里抢蛋糕，你的还在你手里，而我的还对你的蛋糕变大有增进作用。”朱恒鹏认为这种情况下，没人会反对改革。

此外，朱恒鹏还认为，就算是从别人手里抢蛋糕，创新也能够帮你抢的“名正言顺”。好比苹果系统一出市，微软市场被迅速吞并。“美国、欧盟反比尔盖茨垄断，官司打了4、5年都没有打赢，但是苹果出来了，微软的半壁江山都没了。”朱恒鹏说，“这是在抢别人的蛋糕，但是别人没有办法。”

朱恒鹏举了一个建设健康档案的例子来说明自下而上的创新可能给医改找到的出路。近年来，卫生部门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在咱们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25元中，很多钱花在了这方面，但建档情况呢？”

他介绍，有些地区医保部门却在不经意中做好了这份工作，“没花一分钱、没有增加任何成本就把居民健康档案建立起来了”。

“一开始医保也就想着怎么能让医生不乱开药、过度用药；减少重复检查、重复收费。但是，自从把信息化用到建保工作后，患者从门诊到住院的信息一一被记录，无形之中居民的健康档案就形成了。”朱恒鹏说，“这就是名正言顺的创新”。

“不仅如此，如果医保再往下走下去，就可以约束医生行为。”以前，医保对医院的费用审核因为技术手段的原因，是笼统的，在发现医院违规后，又很难停其医保资格，顶多是罚一罚医院。但现在信息技术的使用，医保管理到具体的医生成为可能。“发现医院有医生违规时，就可以叫停他的医保资格。”

那个时候，“医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自然会约束自己的诊疗行为。这种情况下，医保不仅“管住了”医生，还“管住了”医院。

朱恒鹏继续大胆推测，如果医保可以“管住”医生，医生的自由执业就可能成为现实。

“由医保来定医生，只要医生行为规范，不管你在民营医院还是在公立医院我都能给你报销，到哪里医保都能认可你，这不就相当于自由执业了么。”在国内医生自由执业看起来前途不知几何的情况下，朱恒鹏认为，这是医生实行自由执业的一个微小裂缝，“多少能让人看到些自由执业的希望”。

自由执业能让好大夫流动到社区

“自由执业是医改关键一环。”朱恒鹏对自由执业寄予了很高期望。他认为，医生只有自由执业了，有选择去哪里的权利，自然就会有大医院的医生选择去社区执业。朱恒鹏说，“现在社区的大夫水平真的不行”。

朱恒鹏把自己置身于大医院普通医生的角色设问，“我的服务能力并不差，我的收费也合理，而且，我这种服务不需要高精尖的，社区医院很合适我。如果我能有议价权我为什么不可以去？”

朱恒鹏认为，在医改中，建立分级制度的理念是正确的。政府需要引导患者小病去社区、首诊去社区。但是，前提、关键是什么？需要有好的医生在社区坐诊。

朱恒鹏说，凭他和他的家人经历过的就诊体验，他认为，社区医生不靠谱。

朱恒鹏的岳母一辈子没得病，有一次头疼，拿筷子时，筷子没拿稳掉在了地上。“我们也觉着是个小病，所以去了社区医院。”社区医院开出的诊断是感冒，说回家睡一觉就好。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了，赶紧送大医院诊断，结果是脑血栓。了解完病史，大医院的大夫直说，这是典型的脑血栓症状。

“这就是惨痛教训。”朱恒鹏表示，“什么叫做小病？好大夫确认的小病才能叫做小病，可不是小大夫说是小病就是小病。”他认为，医生的好坏不能和医院等级挂钩，然而，现实中，的确是好的医生大部分都在三级医院，社区医院的都是年轻大夫，经验少、资历轻。

“说什么毕业生在社区轮转5年有机会去三级医院，这不是让新手去‘杀’人么”。朱恒鹏认为，没有好的机制让好医生留在社区医院，即使给社区再多的报销额度，患者依然还会往大医院挤，因为“没有人会拿命去开玩笑”。

朱恒鹏认为，要让好医生在社区，除了加强培养外，最重要的就是形成自由执业制度，让医生有议价权，能够去选择医院。

当下的社会环境没有给医生自由执业放出路子，但是，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或许这条道路就能走出来。

朱恒鹏把医改希望寄托在了创新这条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