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医患冲突报道中的猎奇主义与民粹主义

【作者简介】

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前不久，默多克新闻集团在英国的窃听门丑闻，引发人们对于新闻职业操守的追问，也激发人们对于新闻行为逻辑（动因）的反思。无疑，新闻就是发现、制造轰动效应，就是通过尖叫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我们能够为制造轰动而不择手段吗？在传播学史研究者凯文·威廉姆斯看来，这不是新闻人个体所能左右的一种报道文化。一种“新新闻业”的血酬定律--猎奇主义。他撰写的英国大众传播史的书名就是《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Get Mea MurderaDay），如果换成医界新闻，那应该是每天给我一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同时，每天给我一桩恶性医患冲突案。对于媒介大亨来说，岂止是谋杀案、医患冲突案，还有更嗜血的故事需要报道，以美国传媒大亨兰道夫•赫斯特为原型的电影《公民凯恩》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大亨拒绝等待新闻事件爆发的摄影记者返回，给他的电报写着“你提供照片，我将提供战争！”

30年前，每一个踏进新闻学院大门的青年学子就被告知，新闻是一门无学之学（有很强的实践性，理论性不足，近20年来传播学的兴起为新闻学增添了理论基石），新闻的诚实（良知）是基线（仁心），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报道原则只有区区几点，一是5W框架，倒金字塔顺序，第二就是猎奇主义（鹰眼），通俗的表述是千万别报道狗咬人，那不是新闻，一定要报道人叫狗，这才是新闻。

应该说道义原则是对猎奇主义的钳制。以卫生新闻报道为例，一个时期，医学可以被美誉化（有足够的新闻素材），也可以被污名化（也有足够的新闻素材），医生的形象可以被观音化（有足够的正面典型），也可以被妖魔化（也有足够的负面典型），医患关系可以和谐化（通过疏解、引导），也可以恶质化（通过刺激、激惹）。道义、良知引领我们去把握“度”，营造一个既有利于揭露社会丑陋现象，又有利于医患之间紧张关系的社会心理松绑的媒介生态。但是，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强化了猎奇主义的立场，许多报道者高喊：我不管什么导向与道义，只关注已经发生的事实，声称没有选择、尊重事实。但其实是有所选择的，那就是猎奇主义的职业行动逻辑的，就是遵从人咬狗（医生欺辱病人）才是新闻，狗咬人（医生关怀病人）不是新闻。其实，后者也是巨大而真实的存在，但就是被忽视了。这不仅给依赖媒介资讯判断社会晴雨的公众造成遍地都是医院恃强凌弱，医生草菅人命或谋财害命，也给国际社会造成中国医院都是假药、事故、欺骗的黑窝，一些来华旅行者生病都不敢就医。如同大陆客通过警匪片去窥视香港社会，没有去过香港的人，多少看过几部香港的警匪片，心中对香港的治安印象一定好不了，那里不是香港，而是臭港，丑港，黑社会猖獗，流氓地痞横行，贩毒走私、杀人劫道、赌博艳舞司空见惯，晚上不能出门，警察无能，甚至与黑道同流合污，真正去了香港旅游，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呀，治安局势好得很呀，法治社会，朗朗乾坤。原来警匪片构筑的香港社会不过是一道虚假的风景，香港的旅游业实在应该向电影业索赔才行。

这里还有媒介的生存法则与民众心理的推动。早在1861年，英国勋爵帕默斯敦致信维多利亚女王，谈论泰晤士报为何会火起来，他这样写道：报纸的利润来自于广告商……广告商青睐的是发行量巨大的报纸。泰晤士报将记者拍到世界各地，去那些发生有趣事件的地方招聘能人撰写激荡人心的文章……人们在看到批评意见时会觉得更加开心，所以，挑毛病要比唱赞歌更加受欢迎，因为这可以满足个体的虚荣心。

在这场棋局中，猎奇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一个双胞胎，相互帮衬，互为造势。

民粹主义(Populism)本是19世纪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其基本点是极端夸耀平众的价值和理想，把民众作为所有社会改良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源，把民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希望依靠民众对社会进行激进冲刷和涤荡，如果要揭露一点民粹主义者的私心杂念的话，那就是他们时刻准备以民众的代表在新的利益格局中赢得一杯羹。

在医患关系问题上，民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阻碍国民行使健康权、医疗权的人和事，虽然他们看到了一些社会沉疴，也痛恨和反对特权和歧视。但他们对社会沉疴的反思是肤浅的，结论是幼稚的，行动是鲁莽的，甚至不顾理性、良知和道德底线，一味地放纵激情和偏见，而不是积极地建设性地化解矛盾，寻求双赢。在他们眼里，凡医必怨其失德，凡药必恨价高，凡医患冲突必痛斥白狼无耻，逢民必护，遇民必秀，民吆必怒，民愿必达（骨子里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施舍和怜悯）。更有一些人貌似为民请愿，为民鼓与呼，实则假借民权，煽动民怨，撕裂医患关系，沦为社会动荡的推手。

在现代中国，真正戳破民粹主义硬壳的人是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的鲁迅，他对国民性的揭示至今依然是思想的丰碑。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展示了狂人的两面性：伪善文化的洞察与迫害幻想的张狂，主人公从偏激、偏执走向妄想，疯狂中透出对社会罪感的无情鞭挞与控诉。也透出自身的行为躁乱。怀疑、不信任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亲人，都是图谋加害于自己的谋主或同谋。《阿Q正传》更无情撕裂了流氓无产者阿Q具有两面性，他既是需要被解放的无产者，又是新秩序的破坏者。既是性失业、性饥渴者（光棍，向吴妈求欢）又是性狂想与狂乱者（幻想革命后与未庄所有漂亮女人睡觉）。对于狂人、阿Q，都不是简单的解放和解救的问题，还有教育、改造和规训的一面。

如今，民粹主义已经陷医改于“父子骑驴”的尴尬，药品降价就是一例，在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药品经历了29次降价，且不说违背了价值规律，实际的结果却是淘汰廉价药（民众无廉药可用）、增加药品生产环节的安全风险，这显然不是医改的初衷。对于医患冲突频仍，不可再迷失于民粹主义的唾沫之中，惟理性、良知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