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门诊量大幅下降 医院管理者们聊出“脱困处方”

“近期医院收治的患者这么少，今年医院要如何活下来？”因为疫情的到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对医院的经营状态有些担忧。

4月2日，京东健康主办的精神专科医院管理线上论坛召开。作为医院管理者，陆林毫不避讳地指出目前医院面临的困境：无法接诊更多患者。

基于打破地域限制、高效配置医疗资源，无接触式医疗等优势，互联网医疗则另辟蹊径，打破传统医疗困境。

然而，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仍有许多问题待解。例如，互联网诊疗如何收费？

陆林提出，收费体制应该有所突破，医生在诊疗费用之外还能有其他额外收入，“以此让患者体验到更好的服务，也让专家有收入、让医院更好发展。”

精神疾病，能否在网上首诊？

与其他医院一样，精神专科医疗机构申请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所在地的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已经建立升级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系统；其信息系统已实施第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除此之外，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致宇提到，互联网医疗服务范围同样受到限制：“对于首诊患者，医师只能通过互联网提供咨询服务，不能出具初步诊断意见、药物处方。”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提出，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在网上，医生只能做复诊，这也意味着在医疗资源紧张的当下，湖北以外的互联网诊疗平台，不能直接参与首诊患者的治疗。

“其实大部分精神疾病是可以在网上首诊的。”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王小平分析到，精神科疾病不需要化验或检验等环节，诊疗主要依赖于医生跟患者或者医生跟家属之间的沟通。

所以，借助互联网平台一方面可以提高精神科医生诊疗效率，另一方面，对于患者来说，可以节省患者时间与经济成本。

让专业和技术对接

浙江是互联网发展最快速的省份之一。在每个季度组织的互动交流，陈致宇依然发现，不同医院、不同医生，在疾病诊断、药物使用及症状理解等方面，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同质化的过程太缓慢。

当前，大部份互联网医疗平台采用的是“用户提问+医生回答”的轻问诊模式，医生基于自身的经验判断，提问方式和个人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陈致宇提到，互联网诊疗需要标准化在线服务诊疗流程。

这意味着，通过训练可以让每个医生的对同一疾病的诊治达到一个水平，这一实现过程似乎太缓慢。王小平则提到了一条“捷径”：基于大量高质量临床数据的积累，利用互联网搭建科学决策模型，从而实现医疗同质化。

处方药的最后一公里

“看病方便，取药不方便肯定不行。”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王文强提到，互联网诊疗和处方药寄售应该是一体的。

疫情中后期，不少慢病患者因储备药量用完而深陷断药危机中。然而网售处方药仍存在诸多症结有待规范。

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药品管理法》并未直接限制处方药在网络销售。但2019年11月22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明确指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得违反规定采用邮寄、互联网交易等方式直接向公众销售处方药”。

健康界了解到，疫情期间，作为浙江省的试点医院，邵逸夫医院互联网医院平台在2月中旬开通了线上医保支付系统，慢病患者可在线上复诊后，由指定的物流配送企业完成药品邮寄服务。但其前提仍然是依托于医疗机构自设互联网医院。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杨甫德看来，现实情况距离对于精神疾患足不出户就能够送药到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医保支付、精神类药品审方、药品配送安全等，都需地方主管部门配置对应的政策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