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自己影响同伴：他们是性教育青年工作者

北京某高校的一间教室里，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在黑板上写下：晚上7点到9点，同伴教育。教室的后排，几个正在复习考研的高年级学生从书本堆里抬起头，揉着酸涩的眼睛陆续离开。

接下来的时间，这间自习室里会有一群年纪在20岁左右的大学生围坐在一起，谈论怎么分辨安全套的正反面，如何看待性少数人群，什么样的高危性行为有可能感染艾滋病，以及如何面对性骚扰和性暴力。

与自上而下的性教育模式不同，同伴教育没有辅导员和授课老师。活动的主导者是一些经过培训的在校大学生，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同龄人之间知识的分享，而不是对与错的价值判断和说教。

（图片来自网络）

自从2001年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进入中国以来，在他们的支持下全国有近百个学生社团和志愿者组织开展了同伴教育活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性教育青年工作者。这些青年工作者用他们的知识和热情改变了周围的同龄人对性、性别、生殖健康以及艾滋病的理解，同时也改已经变了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

程磊和戚薇就是这些性教育青年工作者中的一员。

“没有高危人群，只有高危行为”，在一家咖啡馆里，程磊说出了自己对于青年人这一群体和艾滋病传播的看法。

大学期间，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在自己的学校、周围的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里做同伴教育的工作。现在他已经是北京一家公关公司的员工，但是在业余时间仍然会为公益机构撰写一些文章。

回忆起来，程磊觉得自己的坚持是因为做性教育工作确实可以影响很多人。他还记得有一次在一所高中里，听过他分享的生殖健康知识后，一个男生在楼道里大喊：“我要去割包皮！”程磊认为这样的改变，在他所处的相对不那么开放的城市里已经是非常难得。

除了生殖健康的知识外，程磊逐渐在他的分享中加入“多元性别，性别平等和性取向平等”这些比较开放的理念。

“对了，我其实也是一个gay”，谈到自己对性少数人群的看法时，程磊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不经意地说出了自己的同志身份。他的语气很轻松，但是却一直看着笔者的眼睛，希望能在眼神交流中看到对方的反应。

程磊认为，“出柜”对于同志群体来说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虽然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承认和不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可以让同性恋人群对于自我的认知更加“完整”。

对比“出柜”前的日子，程磊觉得现在的自己活得更轻松。在高中的时候他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性取向和别人不一样，那时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煎熬。最终选择“出柜”，是因为上大学以后开始加入志愿者团队做同伴教育的工作，周围宽松和包容的氛围让他更容易走出来。

在程磊看来，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在这十几年来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还有很多需要做的。这里不仅仅涉及到性健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同性恋群体的自我认知状态，大部分人还都在“柜子”里面。

这样的现状，让同性性行为很少在社会上被谈论，也少有机构针对这一方面进行健康知识的普及。“解决这个问题不光是这部分人群自身的问题，包括整个社会的气氛，也缺少必要的学校和社会教育。”

说到艾滋病的传播，虽然不能简单地把大学生或男同性恋人群看成是“高危人群”，但是不得不说，相对活跃的性行为使得他们更容易暴露在高危行为中。

程磊说，在他的身边并没有太多艾滋病感染者的案例，但是在大学时期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把他称为“基友”。当听到这位朋友感染艾滋病之后，除了最初的震惊，他们之间也并没有聊太多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偶尔会问一问对方的CD4数值是多少，有没有按时吃药。

在性教育青年工作者的群体里，程磊是比较特殊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或许是性教育工作的经历让他的自我认知更加完善，而这种认知状态又驱使他去做更多针对青年人群的性教育工作。他很庆幸，自己在大学时候接触到同伴教育，“让自己确实帮助到一些人，更提高了自己”。

和程磊一样，戚薇从大学毕业也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毕业后她离开湖南老家，来到北京的一家社会公益机构工作。这份工作对于药物工程学专业的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一年来她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不断接受新鲜的事物，不断去学习。

在玛丽斯特普培训的性教育青年工作者中，有很多都像戚薇一样，毕业后选择了去公益机构或者社会组织工作。戚薇觉得之前在校内做志愿者的经历，让她能够更勇敢地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和戚薇的访谈，是在她公司的公共区域里进行的。谈话期间周围一直有同事经过，戚薇不时和他们打个招呼，接着又开始说自己对于性、性别和性生殖健康的看法。

戚薇说，其实她在家乡接受到的关于性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是很保守的。她认为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对于性的态度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包容。

“我不认同性别的二元对立论，其实性别更像是一个系谱，只是看每个人的系谱里不同性别占的百分比不同。我一开始认为自己是异性恋，现在觉得自己可能是异性恋也可能是双性恋。”

在学校里她更像是一个倡导者，尝试去改变周围人对于性、性别和性取向的认知。和其他同伴教育的志愿者一样，戚薇对于一些原则很敏感，比如不评判（no judgment）原则。他们不会去说服别人，只是提供一种“跟护”式的帮助，为他人提供更多的信息和选择。

回忆起自己在大学时候参加和组织过的性教育和防艾公益活动，戚薇觉得收获和遗憾都有。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去看望劳教所看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经历。之前的种种想象在见到他们的时候都被打破了，这个群体并不是像电视上那样瘦骨嶙峋地躺在病床上。他们的态度更加阳光，甚至连“唱歌的声音都比去看望他们的志愿者大”。

不过，戚薇觉得这些工作在改变青年人观念上的意义要大于知识传播层面上的意义。因为青年志愿者所掌握的知识毕竟有限，而一些复杂的情况不是他们可以处理的了的。

她还记得在一次大学里的同伴教育之后，有一个女孩儿联系志愿者，说自己“好像是”遭到了同学的性侵犯。这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不知道学校或者社会上有什么途径可以帮助她，最后只能向玛丽斯特普求助。

这种局限性不仅在校园里存在，因为工作的原因，戚薇现在也接触过很多公益项目和社会组织，其中主要针对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的只占到很少一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观念不够开放，另外可能人们会觉得比起其它公益项目，性教育显得并没有那么急迫。

不过，戚薇对目前大学生性教育工作者所做的事还是持认可的态度。在她的学校里，这样的活动还在进行，“而且还挺红火的。”

采访后记：

在采访的过程中，让笔者感觉最吃惊的是他们对于性行为、性少数人群和艾滋病预防这些敏感话题所持的态度非常得理性和成熟。他们在分享知识的同时学习如何思考，通过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来改变周围的人。

我们不能用衡量一般公益活动成果的标准去衡量这些年轻人，不能用他们在校园里发放的安全套数量的多少来评判他们的价值。因为对于中国的艾滋病预防工作来说，这些性教育青年工作者的自我成长或许才是最可贵的。

（出于对受访者隐私的尊重，文中出现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