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利军 | 儿科医生 就要把自己当成飞行员

“用药的剂量一定是安全的，然后是有效，而且，一定要做好医事管理，我们必须对家长全方位了解与理解，虽然做不到一眼看透家庭的文化与价值观，但应该会判断，你制定出的治疗方案，病人家里是否按照医嘱正确执行。如果多为家长考虑，是否还有更适宜不同家庭应用的的治疗方案。”

周利军，儿科医院肾脏风湿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幼年特发性关节炎、过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硬皮病、高尿酸血症、肾病综合征、肾炎、血尿、蛋白尿、婴幼儿尿路感染等。

她是第一个和我谈医事管理的医生，我想这也许和她另一个身份有关，门办副主任。这让我意识到，在中国做医生需要具备的综合能力，除了毋庸置疑的医术，还要有沟通能力，谈判能力，共情能力，还有医事服务能力。

“其实，还有一种是被信任的能力，我很在意医生的着装，一个有型而体面，而又有修养的干净的外表，是能一瞬间说服病人的肢体语言，病人也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这样的医生来管理。因为都是萍水相逢，医生的职业素养，也应该第一时间反映在整洁有型的着装上，让病人心生信任，以性命相托。”

她是典型的上海人，行为处事有上海人特有的自律，自尊，务实和机敏，她在儿科医院医联体单位第五医院担任学术主任，有自己的小目标，虽然有磕磕绊绊，但是她说，急不来，在医疗技术，科室品牌，人文信仰，亚专科建立上，她都一步一步贴近规范，“把儿科医院的一套成熟的工作模式，依据医院多统一理念，逐步辐射到复旦大学附属第五人民医院儿科医教研服务中心，巩固区域儿童医学中心的作用，在提高全方位儿童健康服务的基础上，能承接部分家门口随访的儿童慢病管理，符合区域健康服务供给，造福当地百姓。”

每个月一两场电影，每季度一次音乐会，这是她解压的标配。她说不喜欢嘈杂，嘈杂会影响判断力，因此她的门诊有规律，排队，有序，井井有条。

“很多时候，我们渴望患儿再早一点来医院诊治，但是，我想专业的儿科医生在你身边，在老百姓身边，当群众需要专业的儿科医生的时候。”她说，当了那么多年内科医生，她由衷体会，人类在许多疾病面前的需要探索和努力，而基因诊断和医疗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到我们的医疗学习和工作中。

“但不是无所作为。就像去年那部电影《敦刻尔克》，我喜欢这类的叙述，讨论的应该不是宏大的战争，而是战争中，每个个体的情绪与命运。影片大概想让我们相信：在铺天盖地的事件以及宏伟如大海之前，渺小个体的恐惧与无助，那是难免的；但某些高贵的勇敢瞬间，某些渺小个体的举措，可以显得多么伟大；到最后，这些牺牲，都会是值得的。”医生的职业需要与患儿同呼吸共命运，只要坚守，生命的奇迹会出现。

结束的时候，她发给我一个链接，那篇文字记载了她景仰的人物，颜福庆。我理解她的感受，顺着她的语境，我想，近现代烛照中国医学文明的那些人里，应该还有伍连德，汤飞凡，林巧稚，吴孟超。是他们，把渺小变得伟大，把信念变成永恒。

“一个小孩子要长大，必定要经历一些病痛。”周利军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成分。

她坦言，当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乖巧、听话、聪明、美丽，健康幸福地度过一生。一旦孩子身上发生任何不适，家长的焦虑可想而知。但是，大多数父母不具备医疗知识，那就最好将孩子交给专业、敬业的儿科医生，给出最合适的医疗方案。“站在父母的角度考虑，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位陌生的医生，要想说完全不担心，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会质疑医嘱与自己想象中的治疗方法不符之处，正因为此，冲突有时候就不可避免。所以，儿科医生，要会读心，读孩子的心，读家长的心，读懂了才好说话，治疗方案才有效。”

周利军与儿科的结缘，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从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之后，她就选择了儿科医院。老主任问她，为什么来儿科？这可是一个又苦又累，又容易遭到家长不理解的地方。她笑了一下说，我喜欢孩子，我愿意见到孩子们病恹恹地进来，生龙活虎地离开。其实，她在之前实习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儿科医生的工作节奏，并且执念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二十多年。

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早已令周利军的心境变得波澜不惊。她成长为一位优秀的肾病风湿科医生。

苦与累是儿科医生的日常，而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给本来就资源紧张的儿科诊疗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根据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儿科医生总数约为10万人，服务0至14岁儿童2.6亿人，缺口超过20万。

而周利军那些最初的信念，却始终没有改变。

“我信仰医生的神圣职业精神。医生这个职业，不单单是救人，还有对健康的维护。这二十多年从医之路上，我曾经诊治过数万例慢病患儿，5-10年长期随访，许多康复的患儿升学成长，锦旗和表扬信以及同行的口碑，是我最大的荣誉和自豪。儿科医生们常常会成功挽救一名危重患儿而欣喜若狂，也会因为错过救治时机而悲伤不已。儿科医生应该牢记一切为了患儿，忠于国家儿童医院的责任和使命，珍惜患儿家长的信任和鼓励。”

近年来，上海市儿科就诊人数屡屡爆棚，单个医院最高日均门急诊量可达8000余人次，尤其冬季流感高峰和寒暑假高峰，患儿和家长动辄排队三五小时，医生工作时间经常延长至10小时、12小时，甚至通宵到次日凌晨。为缓解患儿就诊难，优化儿科人才及资源布局，上海市政府启动了儿科医联体建设，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儿科医院、儿童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及新华医院儿科“四大儿科”为核心，通过技术支撑和辐射，带动提升区域内其他医疗机构儿科发展和服务水平，满足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方面的临床服务需求。

2016年5月，儿科医院肾脏风湿科的周利军身上就多了一份担子：作为医联体成员之一，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儿科的学术主任，她每周都要去一次门诊，平时也要参与会议讨论，为基层医院的儿科医生培养尽心尽力。

“在医院医联体办公室的规划下，依据五院的发展规划，利用自己的专业和管理优势，发挥好学术主任的作用，同时正确定位好自己的教导角色。不但是技术，还有人文和职业素养，亚专科的稳步建立和拓展，以及对部分疑难杂症的咨询和绿色转诊和延伸服务。”

今年7月，五院儿科成立了炎症性疾病多学科门诊。尽管刚刚起步，困难不少，但团队成员在医院和王晓明主任的帮助下，不断努力，受到当地民众的称赞和欢迎。还有一个更深的人文意义：即秉承自复旦、上医的，医生的职业信仰和文化精神。“必须建立起当地群众的信任，同时这种变化，也要靠他们自身成长。之后四五年的时间里，只要这种服务的模式和精神是存在的，当地群众就会比较放心。”五院的历史一直有上医文化的传承，106年的医院历史，足以证明五院的儿科人勤奋创业，克服困难，为当地民众提高全方位服务的信念和能力。

周利军认为，服务质量与品牌的建设是一个过程，不能急于一时。随着医联体工作的不断发展，五院的儿科医生们对科研和教学的参与度和医院对科室的综合评价均明显进步。

儿科医院的博导讲座受到大家热烈点赞。

“目前的工作，对我本身也是一种激励。医院管理的学习与实践，使我充分理解医改的必要性与挑战性。专业的学习与实践，使我对政策的理解、与员工的沟通以及如何合理制定工作计划并实施获得更多定力。复旦儿科人就是要看人家看不好的疾病。院领导的教诲时常在我的耳边响起。”

周利军坦言，目前，基层综合医院的儿科发展滞后，科室人员少，而儿科医疗任务往往繁重、琐碎，导致许多医生没有时间和精力提高自己。

“有些人总把儿科称为——小儿科，似乎做儿科医生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谁都能来打打酱油。但其实，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远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科医生要具备牢固的专业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要具备良好的应急应变能力，要有严谨的职业态度、良好的职业素质，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还要注重医患沟通，不仅要做一名合格的儿科医师，更要做一名儿童及其家长的健康顾问，百科全书。”周利军表示。

“医生这个职业是带有明显的人文色彩的，一个医生的自信，也能够带给病人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在各类宣传片里，医生的形象都是阳光的，自信的。如果面对病人，自己不那么确信，你的表情，肢体语言，就会显得不淡定。也许自己还不自觉，但是患者会敏感地察觉到，从而对你给出的治疗方案并不信任。所以，没有自信心，是做不好医生的。”周利军如此认为。

除此以外，周利军还特别强调，治疗方案必须与家长充分沟通好。“医生只知道医嘱，而不知道患者的承受能力（副作用、疗程与报销方式），治疗前应真诚与家长充分沟通，治疗计划初步符合家长预算，而合理用药与安全用药是医生的使命与责任。特别是涉及到儿科肝肾毒性的药物，需要对部分家长培训两三次，书面提醒或个别给予微信答疑。” 

周利军经常对学生说，儿科工作，就要把自己当成飞行员，专注到不能出任何差错。全神贯注就是一种快乐。“能找到我们的，都是一些比较复杂的病例，我们不能有差错，一个闪失，这个家庭就面对更大不幸。”

“医生能给到人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在无病时，告诉人们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疾病；当生病时，告之如何治疗，并且在人们害怕的时候，指出方向。我院和五院儿科健康教育，都获得了市级和部委好评。”最后，周利军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