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 | 生命果真充满奇迹

     

采访笔记         

“生命真的就是一种缘分。我见过许多家长，在失去孩子时的内心复杂，五味杂陈，尤其是母亲，那是一段独自忧伤独自寻觅的时刻，一个独自支撑独自化解的过程。但是，她必须学会去痛苦，也学会去克服痛苦。终于，在千百重难以言说的痛苦之后，才知道：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情。”

胡兰，儿科医院新生儿科主治医师。

“新生儿科的医生，救不了孩子，就得救大人。”她坦言，很多时候，婴儿夭折了，对这个家庭当时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更何况，现在婴儿的家长大都是九零后，这有可能是人生第一次重创，毫无经验，蚀骨剜心，我得帮他们一把，劝他们不要自责，调整好身体，重新来过，以后还会有健康宝宝的。”

她会好声好气安慰，从各方面疏导，甚至陪着落泪，“与家长沟通需要技巧，更需要共情，即使要告诉一个无可挽回的结局，我都会小心选择字眼，事实上，生命真的有可能产生奇迹，命运之手在最后关头托了小家伙一把，也未可知，我非常尊敬那些冥冥中神奇的力量。”

“医生在任何情况下，情绪的底色应该不是灰暗的，应该总是有一束光。有些超早产新生儿，才一个手掌大小，五百克，全家人都觉得养不活了，要放弃，我说，给孩子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后来在病房养着，半数月后出院时孩子已经2公斤了，现在都上小学了，读书成绩特别好。”

她的乐观和热情，感染了她的同事，还有儿科医院医联体合作的浦东医院的团队。她在那里担任学术主任，两年来，改变了那里的新生儿科，危重症的产妇敢于接收了，疑难的新生儿救治也不用转院了。“有一次，她们捏了一个晚上的气囊，那是个上呼吸机的婴儿，后来果然安全出院了，我为那里的同事感到骄傲。”

我问她，作为一个新生儿科医生，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她说，“看过一篇短文。有个美国人，虽然自己的孩子经抢救未能存活，她仍对奋战几个昼夜的新生儿科的医生表示感谢，临走时说，你们是上帝的天使，你们在天堂的位置，上帝都是留好的。”说话的时候，她喉头哽咽，我想，一定是触动了她的心事，新生儿科待久了，内心深处，有一根最柔软的弦，无论何时拨起都会引发最深切，最真诚的共鸣。

胡兰是1978年生人，她说自己是“油田的孩子”。

“父母都从事油田工作，经常去会战，江汉、大庆、新疆塔里木，油田开到哪儿就跟父母迁至哪儿。我童年时学会的第一首歌是，《我为祖国献石油》。”

小时候生病住院，受到医生和护士的照顾关心，这是她对医者最模糊的印象。“医院是能让身体恢复的地方，医生会在最无助的时候相助你，所以，我很小就想穿上白大褂。”

高三那年，胡兰在辽河油田参加高考，考上了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儿科系。她从小喜欢孩子，对孩子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但是，当真正选择了这条路，当理想转变为理性，胡兰认识到这份职业的价值。“我好像突然成了家人健康的依靠。从家人的意识转变，我发现医生这个名词背后，意味着被信赖，被尊敬，被需要，我既然学医，就不可辜负。”

到了临床实习，独立管病人的时候，胡兰开始成长。她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临床学院——如今的盛京医院儿科实习，那时，她遇到了真正的战场。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军校，老师们教书育人要求极其严苛，临床实习，她跟着老师从基本功开始。“比如写病史，一旦不合格，老师绝不给脸面，被直接从窗户丢到楼下的树丛里，实习生一脸羞惭跑下楼捡，再红着脸跑上楼和老师道歉。我目睹师哥师姐被这样对待过，于是再也不敢懈怠，实习期间没犯过一个错。一天的病史写不完，就不回宿舍，老师值班，我必定跟着一起值班。夜班冲在第一线，病人有事都先找我，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经历过了，虽是又苦又累，但是收获了许多临床经验。”

大学毕业，胡兰考研来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硕博连读，成为了著名的新生儿科专家陈超教授的学生。“在新生儿科，每次走过保温箱，看着静静躺在那里呼呼大睡的一群‘小糯米'，心都要萌化了。”

导师陈超教授是一位儒雅的医学大家，医德出众，大师风范，他告诉胡兰，凡事要为病人的长远考虑，不要只盯在眼前。“还在枫林路工作时，非常拥挤，收治了许多病人，每日精疲力竭。在我们抱怨连连的时候，陈教授没有抱怨过一句，他说自己绝不会拒收病人，包括囊中羞涩交不上住院押金的病人，也不应拒绝。医者父母心，老师是遵循着内心的情怀在工作。”

2007年，胡兰博士毕业后，参与了中加学习班的合作项目，在国内跟着加拿大的医生学习一年，再赴加拿大临床工作一年。两地学习，她了解了不同的医疗环境。“不同的医疗体系会影响医生们的思维和决定。加拿大是全民免费医疗，医生只需要考虑如何治疗患者，其他的事情很少考虑。国内的医生要考虑的就很多。”

在国外那一年，胡兰几乎没有时间四处逛逛。她依旧跑在第一线，做临床医生迎接新生儿，倒班值班。空余时间她参加一些普儿科的讲座，也会到感兴趣的辅助科室，跟着那里的医生走走看看。她学到了很多，原本自己单位新生儿科里摆放的仪器，她知道如何使用，可对原理不甚了了，在加拿大，她甚至知道了这些仪器发明者背后的故事，真正挖掘到仪器作用的机理，在那里，她还学到了一些最新的医学技术。“都是国内还未引进的技术，因此可以大致推导出今后国内新生儿科发展的方向，越学越想学，实在是满腔热血。说句笑话，没出过国，就不知自己如此爱国，回了国一定要把所学都用上。”

真正回国当上主治医生带组要到2009年。胡兰在临床上已经奋斗十年了，在实战中越来越得心应手。“小医生的时候，上班都带着一本书，以防止有些治疗方案记忆不熟悉，到后来，书都就不用带了，带教研究生和进修医生时，可以脱稿讲书，如今，甚至可以指出书中含糊有误的知识点，融会贯通了，我想，这就是掌握知识的几个境界。”

胡兰坦言，复旦儿科医院汇聚了全国各地前来求医的疑难杂症，所以硕博期间，她开拓了极大的眼界。“看多了，每种疾病就像照片一样印在脑子里，可能病人在外院查了数次没有结果，一到这里打个照面，我心里就有个预判了。”

“刚生下来的宝宝出了问题，不管问题多大，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晴天霹雳，很多父母因此都会自责。这时候，诊断准确，把孩子的病情讲清楚，给予希望，告诉家人孩子的发病机制和未来很可能伴随的并发症与结局，鼓励与支持家长，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宽慰受伤的父母。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放弃这个小生命，我们也会为年轻的父母提供将来的生育指导，他们不是绝望又无助的父母，我们管的是那个小小的婴儿，也会照顾到一家人的幸福。”胡兰说。

两年前的一天，来了一对从江西远赴上海求医的年轻父母，十日前，母亲诞下一对双生子，全家正沉浸在迎接新生命的喜悦之中，突然，双胞胎都出现了发热症状，高热持续不退，慢慢地出现了肝功能损害。当婴儿转院到了儿科医院，胡兰诊断，婴儿患上了嗜血细胞综合症——此病表现为发热、三系下降、凝血功能障碍、肝功能衰竭，儿童时期发病可以通过骨髓移植治疗，可是对于新生儿来说，在中国都未有成功移植的案例。结局令人遗憾，两个孩子都没有存活下来。

“年轻的父母痛不欲生，我也陪着他们哭。我了解他们的绝境——检查结果发现，治病基因并不只是来自夫妻中的一方，而是各自提供了一条治病基因。这样一来，今后再生育，要获得健康宝宝的希望也变得渺茫，前路一片绝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他们联系了复旦妇产科医院的集爱不孕与遗传诊疗中心。”

今年，这对父母打电话给胡兰，她一下子就听出了他们的声音，这次是好消息，两年后的他们，已经走出了痛失爱子的悲痛，准备迎接新生命了——如今的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可以筛选除去致病基因，他们准备再拼一把，来年抱一个健康的宝宝，她听了很感动。“他们正在尝试试管婴儿，结果还未可得知，不过值得恭喜的是，他们正在努力乐观地生活着。”

作为新生儿科医生，无力回天的不少，但更多的是有惊无险或是劫后余生。

一些超早产儿，生下来不到1000克，就像是一握就碎的果冻，还没巴掌大。胡兰坦言，都不敢和父母保证什么，变数实在太大，但是，生命果真是充满奇迹。“每一次看着早产儿长大都是一次不小的感动，从进来600克到出院时2.5公斤，如今读幼儿园，可爱的不行，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家长会发照片给我看。”看着微信里的逐渐长大的宝宝照片，胡兰常常乐着乐着，流下眼泪。

目前，胡兰还担任着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医联体浦东医院儿科的学术主任，她的专业素养和对生命的理解，感染了另一个战场的同事们。

“之前，那里的不少同事会带着悲观的情绪看待早产儿，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孩子情况紧急状态最差的时候，当孩子转院后情况由危转安的状况，或者说生命的神奇力量，是很难感受的到。我是学术主任，我要让我的同事们拥有信心和实力，去面对那些不敢触碰的所谓禁区。”

几年前，复旦儿科医联体刚刚开展，浦东医院作为复旦附属医院，院里决定大力发展新生儿科，刚好新生儿科病房装修完成，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院方希望儿科医院派一位学术主任指导工作，那就是胡兰。

刚刚接手工作，胡兰就感到了身上的压力。

最初，那里新生儿科的治疗都是简单的黄疸，大部分病人全部依赖转院，有些缺乏新生儿经验的普儿科医生代管新生儿的工作，基本概念含糊不清，治疗方案有待更新。胡兰稳住心神，制定了发展计划，绝不一蹴而就。她准备了一套教学材料，从易到难，从简单的黄疸开始培训，再从呼吸机使用一步步手把手教起，再后来，医生们有了她做后盾，敢接一些早产的病例。“遇到了一群好学的好学生，即使下了课，也会在群里自发讨论上课的重点，遇到了病重的患者我又恰好不在医院，学生们就一边治疗一边用手机视频远程咨询，哪怕是凌晨也经常爬起来看手机。我一路指导，慢慢地，浦东儿科医生有了信心，我们的学科体系都建立起来了。”

“看过一篇短文。有个美国人，她刚出生的婴儿几经抢救未能存活，虽然悲伤不已，但是她还记得对奋战几个昼夜的新生儿科的医生表示感谢，临走时说，你们是上帝的天使，你们在天堂的位置，都是预留好的。”胡兰说着，微微一笑，眼圈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