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护理人：暗夜微光

艾滋病，如今依旧是一个令人心生惧怕的字眼。

很多人眼中，艾滋病人携带可怕的传染性病毒，而且性情不定，人人避之不及。

然而有一个群体，是艾滋病患者的亲密“守护者”——她们就是艾滋病专职护理人员。

无论是艾滋病患者，还是艾滋病患者护理人员，都是少数走在荆棘中的人。这条道路上，充满泪水、病痛、恐惧和绝望，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在第108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健康界走近这个群体，倾听他们的故事。

一

“有人说我们是天上的星星，照亮夜空。我觉得我做不了星星，但是可以成为萤火虫，给我身处黑暗的患者一点光。”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护士 吕雪

采访过程中，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护士吕雪的眼角一直是湿润的。

“他们不应该，忍受这么大身体上的折磨，还忍受心理的折磨，遭受社会歧视。”她不断地重复这句话。

从事了8年艾滋病患者护理工作的吕雪，心大到胳膊上蹭破出血都浑然不觉，还在感染科病房里到处窜。一想起自己的患者，心里涌出无尽的心疼与柔情。

曾经，有一位患者吃药过敏导致表皮大面积脱落，他的家人不知如何处理，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全身竟然沾满了卫生纸。

大夏天，她和另外两名护士穿着隔离衣，用了3个小时，将患者身上的死皮和纸一点点地剪下来，不知不觉浑身湿透了。整个过程患者不停地哭。

吕雪问：“是不是很疼？我们再轻一点。”

患者说：“不是，我是心疼你们。没想到我这种病，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还能得到这么精心的护理。”

心疼患者的她，也时常被患者心疼。一次病房接到一位病人的电话，“帮我转告吕雪，让她别老熬夜了，黑眼圈都出来了。”

因大意或者忙碌不戴手套去给病人抽血扎针时，病人会提醒她：“你把手套给戴上。”说起这些，吕雪满脸的幸福感。

二

“我觉得自己像一艘客船。病人刚开始患病最无助的时候，像孩子一样丝毫离不开我。等到过去那个阶段回归正常了，就像孩子长大独立了一样，联系也就少了起来。”

——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护士 张洁

3年前被调到红丝带之家的时候，是张洁和老公之间矛盾频发的一段时间。

老公不能接受的是，为什么一个电话过来张洁随时会将自己晾在一边，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为什么工作和生活之间没有任何界限？

后来张洁的老公也明白了，电话的那头大多像孩子一样无助脆弱，甚至身处绝境。而张洁就是他们黑暗深渊中的一束光。

张洁微信通讯录近千名好友中，将近一半是艾滋病患者。只要是和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张洁从来不会删。为此，老公还专程为她买了个大内存手机。

患者找她的理由很多。“张姐，你说我得这个病，罪不至死吧？”曾经有人这么问她。张洁回答：“别胡说！就是犯了法，还有刑满释放的那一天呢，何况你又没有犯法。”

“春暖花开了，我准备回来就自杀，安眠药已经买好了。”有人这样给张洁留言。张洁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过去，直至患者来医院看病，并一步步走向生活正轨。

成功解救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是张洁最有成就感的事情。然而也有一些不成功的案例，令张洁至今耿耿于怀。

一回例行检查中，一位患者被查出病毒载量升高，然而本人却在检查结束之后拒绝吃药，并跑去了云南。张洁和他沟通，得知他母亲去世，被父亲遗弃，而对生活无望。张洁一边电话、微信劝导，一边托云南的志愿者去找他。

患者接受治疗身体好转了。后来还高兴地给张洁打电话说要好好孝敬爸爸和奶奶，好好过日子。

然而3天后，患者就走了……

“一想起来，我这心里就难受。”张洁沉默了好久。

三

“一个群体你视他特殊，他就越特殊。你若不觉他特殊，他就回归正常。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把他们当特殊，并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马晓靖

在传染科病房工作，马晓靖已经有近20个年头。粗略算来，从他们病房出去的患者已经过万。如今，见过各种状况的她，早就练就了一种从容。

这种专业素养不是一天就练就的。刚被分到传染科的时候，马晓靖也有过“恐惧”。那时她会套上一层又一层的隔离衣、手套，每走一步路都胆战心惊。心里幻想着将面对着怎样令人生畏的艾滋病患者。

而如今她明白，来自医务工作者的歧视对患者伤害最甚。

一回，她没带手套撸起一个病人的袖子看他的针。病人一激灵，起身就要给她跪下。马晓靖立即扶住他说“你怎么了呀，为什么这样激动？”患者说：“我在我们那儿被查出这个病之后，立马被关到小黑屋里了，什么都不管。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遇到给医护人员“下马威”的、耍脾气不配合的、极度封闭拒绝沟通的患者时，马晓靖也会生气，但更多的是心疼。因为她明白患者因为自卑、无望，或者受到过歧视、排斥，才会这样。

马晓靖明白，如果说这个群体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他们存在更多心理问题，也面临更多回归社会的压力。而护理工作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自然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