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 | 药占比是这样逐步淡出历史舞台的

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红头文件，对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开展绩效考核。在考核指标体系中，“取消单一的药占比考核”备受关注。

“不科学的药占比考核终于被取消了”“控费如何纵深推进”“门诊、住院次均药费增幅还存在”……透过业内人士评论，既可看出大家对于这一改革举措的“欢呼雀跃”，更有对随之而来的考核目标的担忧。

其实，药占比被取消的征兆早已出现，控费组合拳已经打出，当一项政策被走偏，似乎“取消药占比是迟早的事儿。”

好的政策 南辕北辙地执行

根据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傅鸿鹏梳理，我国目前能够找到的官方资料中，首次出现药占比是在1990年，当时我国在卫生总费用测算中纳入了“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指标。

而我国将控制药占比作为改革目标之一，其实首先出现在上海。1994年，为了控制医疗费用和药品费用过快增长的现象，上海市推出了“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政策，在控费医疗费用总量基础上，控制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费用增长速度，要求药费增长指标明显低于服务收入增长指标。

随后，我国在中央层面逐步推广上海经验。1997年，中央文件提出降低药品费用在医疗收入中的比重；2000年“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出炉；2009年实施新医改以来，将“药占比”作为常规统计和监测指标；2015年，《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2017年底前试点医院将药占比降至30%以下。

药占比政策的设计初衷本是为了降低医药费用，解决药物滥用、治疗不规范等问题。但考核压力下，这一改革初衷逐渐出现偏差：药占比降低了，医疗费用却不降反升。

药占比=药品收入/（药品收入+医疗收入+其他收入），实现控制药占比的考核目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境况开始出现。

如上图所示，2000-2015年间，门诊药占比与住院药占比均在逐年下降，但人均药品费用、均次门诊药费、人均住院药费等体现患者直接医疗费用负担的指标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政策制定者降低药占比本是希望优化医疗费用结构，但部分医疗机构的“对策”是通过故意减少用药做小“分子”；有的则做大“分母”，使“一药难求”“大检查”“大手术”等情况不断出现。在年末考核前，部分医院机构为了达标，甚至推诿患者。

为了降低药占比，有些医院在药品采购、药品公示、药品动态监控、抗菌药物分级管理等环节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管理制度，采取了综合管理措施，同临床各科室负责人签订“责任状”，确保对药占比的综合管控，这直接导致医院管理与运营陷入低效状态。

逐步淡出历史舞台